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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1956年企业、事业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增长的幅度，部分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特别是人员的增加超过计划更多，除了影响企业部门的上缴利润以外，还增大了各种事业费和行政管理支出。
第四，1956年降低了国营工业主要生产资料产品的内部调拨价格以后，按照规定，应当相应地减少这些产品生产部门的收入，同时减少这些产品使用部门的支出。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有一部分支出没有完全核减下来，以致发生亏损1.46亿元。前面所说的1956年赤字8.19亿元之内，是包括着这笔数字的。
第五，1956年在预算管理的某些方面也控制较松，追加了一些不急需或者不很必要的开支。
1956年国家预算收支的增长，保证了建设事业的资金供应，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1956年，我国的建设事业获得了极其巨大的胜利。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以往年度的增长速度。在这一年，我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工厂、矿山和水利工程，已经投入生产或者开始使用，更多的规模巨大的建设项目，已经开始施工或者继续施工。许多我国从来不能制造的重要的现代工业产品，已经从我们自己的工厂里开始制造出来了。1956年工业产值比1955年增长的部分就有139亿元，比1949年全部工业产值108亿元还多。1956年农业生产虽然遭受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虽然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建立，组织和领导生产的经济不够，但是，粮食的产量仍然超过了1955年，除了棉花、油菜籽等少数农作物的产量低于1955年以外，其他许多农作物的产量仍然保持或者超过了1955年的产量。1956年，国家和农民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全国增加灌溉面积1亿多亩，这个数字相当于解放以前我国原有全部灌溉面积的1/3以上。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私营工商业的绝大部分转为公私合营企业，或者组织成为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我国生产关系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前途。
1956年，我国就业职工人数增加了230万人，企业职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平均增长了14％左右。在农村中，除了灾区和个别工作较差的地区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多数社员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1956年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1956年我国各族、各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积极性和生产情绪空前高涨。广大的职工、农民、军队官兵、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其他爱国人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运动在各行各业中相继开展，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一批又一批地涌现出来。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前景充满着信心和热望。在我国帮助工作的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专家们，也充分表现了国际主义精神，提供了辛勤忘我的劳动。
1956年我国经济、文化工作各个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这是无可怀疑的。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广大群众建设热情的空前高涨，是国家预算收支能够有较大增长的可靠基础；而国家预算收支的增长，又是促进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1956年国家财政工作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应当正视的。现在，就几个重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1956年预算执行的结果，支出大于收入，出现了赤字。从预算本身的收支数字来看，赤字为8.19694亿元；从当年收入和当年支出的数字来看，支出大于收入18.30732亿元。根据历年的情况，每年预算执行的结果，都是当年收入大于当年支出，有一定的结余。国家将这些结余拨给银行或者存入银行，增加银行的信贷资金，以解决各企业部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其他经济单位增加贷款的需要。1956年年初编制预算的时候，由于对社会主义高潮下的新情况估计不足，仍然根据过去的经验，在预算收入中列了一笔上年结余。这样，一开始就把预算的底子打大了一些，而在预算执行当中，又由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先后追加了一些支出，以致执行的结果，收入虽然有所超过，但支出超过较多，不仅动用了原列的上年结余，而且出现了赤字，要从银行动用财政的历年结余存款和从银行透支。
（二）一方面，财政上从银行动用了历年结余款项，并且从银行透支了一部分款项，因而增大了银行的支出；另一方面，银行本身发放的贷款不但不能缩减，而且超过了原来的计划。原计划增加农业贷款11.2亿元，结果增加了20.3亿元（包括救灾贷款在内）；原计划增加手工业、公私合营企业贷款2.9亿元，结果增加了9.4亿元。在银行信贷收入方面，由于商业部门1956年销货较多，归还了一部分贷款，城市人民储蓄也超过了计划，使收入有所增加。但是整个说来，银行存款收入增加得少，贷款支出增加得多，收支相抵还有相当大的差额。为了弥补这个差额，国家相应地增加了货币的发行，以适应当时的需要。同1955年底比较，1956年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加了16.9亿元（1957年5月底统计，已经回笼了9.7亿元）。当然，从1956年的经济情况看，货币流通量也是需要增加一部分的。因为1956年工农业生产发展了，商品流通扩大了，原有的市场货币流通量已经不足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过去农民是以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为储存手段的，现在这些农副产品主要由农业合作社集体出售了，农民储存的货币就比过去增加了，货币流通量也应当有相应的增加。因此，1956增加了的货币流通量，分析起来，一部分是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扩大所正常需要的；一部分是农村经济情况变化以后农民储存所需要的；只有一小部分在一个时候是超过正常需要的。
（三）财政支出和银行发放的贷款都是要购买物资的。财政收支发生赤字和银行存款放款发生差额，就会引起若干商品供应的紧张和国家商品物资库存的减少。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1956年国家商品物资库存总值比上年减少了约20亿元。商业部门多卖出了这些物资，基本上保证了主要物资的供应，同时也向银行归还了一部分贷款，抵消了银行的一部分信贷支出。应当说，在1956年的具体情况下，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行，动用一部分库存物资，以支持财政支出和贷款的发放，是完全必要的。在我国，仅商业各部门就经常保有200--300亿元的周转和库存物资，动用20亿元的物资并不会影响大局，今后主要物资的供应还是有保证的。
综合上述各点来看，1956年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收支都发生了差额，结果，就使货币流通量增加了一些，商品物资库存减少了一些。1956年国家究竟多用了多少钱呢？前面所举的几个数字是有交错重复的。我们研究，大约多用了20多亿元，即：商品物资库存减少的部分，加上货币流通量超过正常需要的部分，就是多用了的数字。
总的说来，1956年国家预算和信贷的支出，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只有一部分是用得多了或者用得不适当。1956年各方面工作的发展是迅速的，成绩是巨大的，缺点和错误只是部分的。从财政工作来说，成绩也是基本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对于1956年的工作，作这样的估价是不是恰当呢？我们认为是恰当的。我们还不能忘记，1956年建设事业的巨大进展是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国家为了领导人民战胜灾荒，先后拨款5.76亿元（包括有关防汛、抢险、堵口、复堤、救济和修复等费用）；发放救灾贷款2.8亿元；并且从全国各地向灾区调集了大量的粮食。从去年7月到今年6月底，国家对受灾省区供应的粮食，同上一个粮食年度比较，增加70亿斤。这样，经过各方面的努力，除了工作中发生了缺点和错误的个别地方以外，灾区粮食供应未断，国家供应的粮食价格不涨。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解放以前的几次大灾荒中，灾区物价狂涨、生产停顿、无数灾民流离失所、饿死冻死，而剥削者侵夺土地、囤积居奇、乘机发财的景况，那么，就丝毫用不着怀疑，如果不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有粮食统购统销的正确政策，要平稳地渡过这样严重的灾荒，是不可想像的；而在这样严重的灾荒情况下，要在建设事业的各个战线上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更是不可想像的。其次，我们特别不能忘记，1956年建设事业的巨大进展是在翻天复地的社会大变革的情况下取得的。本来，任何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和社会经济的重大改组，通常总不可避免地要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大的波动。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完成这样的大革命，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显著的经济上的波动。正是因为1956年的灾荒是平稳渡过的，社会变革是进行得很顺利的，人们就往往忽视这些重要情况，不去足够地估计我们曾经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行建设和取得成绩的。总之，对我们的工作应当有全面的、恰当的、实事求是的估价。不正视缺点，就不能认真地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提高工作；但是，不足够地估计成绩，就会看不见主流，就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迷失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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