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平坝县人民法院关于劳改犯人“加刑”案件30件进行了检查，除其中有6件法院认为不能构成犯罪，退回农场，未予“加刑”外，其余24件经法院判决“加刑”的案件有以下几个特点：

　　（1）平坝农场提请“加刑”的案件，多数是在定期评比中采取了对犯人“算总帐”的办法提出的。法院在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内，不论过去的、现在的、已处理的、未处理的、犯人自己检讨的、别人揭发的事实，也都一律罗列进去。每个判决书上犯人的犯罪事实少则4、5条，多则10余条；很难看出判刑的主要根据是什么。这些事实除少数外，都不能构成犯罪。

　　（2）连续“加刑”的犯人在“加刑”案件中所占比例很大。24件判决“加刑”的案件中，“加刑”2次的8件、“加刑”3次的1件，“加刑”4次的1件，共10件。占全部“加刑”案件的41%。其中石邦富（军人，因贪污被判刑）原判一年半徒刑，其后“加刑”4次，成了无期徒刑（前三次不是平坝县法院加的）。他被“加刑”的原因就是因“加刑”后思想抵触，对立情绪严重，因而逃跑，辱骂干部、抗拒劳改，说怪语，破坏工具，侮蔑政府，不服管理等。越“加刑”，对立情绪就越厉害。

　　（3）犯人被“加刑”后，上诉的很少。24个“加刑”案件的犯人中表示上诉的只有一人，没上诉的有23人。没上诉的主要原因，是犯人明知量刑过重，或事实不符，但因怕提出上诉被认为不老实，就不敢提。另外是因为不懂法律或法院对上诉权利交代得不够清楚。如法院干部告知说：“你看判决有和事实不符的地方，可以上诉。”犯人认为事实没有大的出入（他们不知道这些事实是否算作犯罪），所以虽对量刑有意见也就不再上诉了。

　　对判决“加刑”的24件，经我们两次逐件讨论研究，认为真正应该“加刑”的只有5件，占“加刑”案件总数21%；不应该“加刑”的有15件，占62%；事实不清无法认定的4件，占17%。

　　在应该“加刑”的5件中，有的是进行脱逃或组织脱逃；有的是劳改中连续偷窃多次，数额又较大；有的是公开抗拒劳动，不服管教而情节又比较严重或确属故意破坏生产的。如政治土匪案犯张昌凡在劳动中乘机脱逃，被追回后，结合他平日表现（讲怪话，违犯操作规程等）“加刑”二年。

　　不应该“加刑”的15件，从情节上看，大都是生产完不成计划，干活质量差，劳动不积极，说过些落后的、反动的话，数量极小的小偷小摸等。其中一部分只能根据劳改条例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给以行政处分，另一部分连受行政处分也不够条件，只是批评教育问题，但也都“加刑”了。如烟毒案犯孙定荣挖花生时丢了花生75颗，水田加工只完成计划75%，偷移椿号，谎报生产成绩，中耕旱稻时拔掉了旱稻20多窝，捉虫未捉净，运稻草时把稻草撒在路上，因而被“加刑”半年。又如烟毒案犯李光宇爱讲点怪话，劳动中有些偷懒，偷过12两多烤烟。吃猪肉时把一块有毛的肉皮丢在地上用脚踏住，别人问他时，他说：“踏的是猪毛”。（无法认定是故意）因而认定该犯“一贯不认罪服法，公开抗拒劳动改造，进行造谣煽动，侮辱人民领袖”，加判该犯徒刑二年。

第 [1] [2] [3] [4] 页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