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政建设和城市公用设施摊派，约占摊派总额的５０％以上。据调查，河南省第六十七个企业，仅在城市“四化”（路面硬化、空气净化、环境绿化和美化）、修道路和公用设施方面的摊派额就占被摊派总额的７６％。这类摊派多以“集资”形式出现，往往以各级政府的名义下达，或是经过政府领导同意，企业很难抵制。
（二）教育费用摊派。据沙市五十二个企业（事业）单位统计，这类摊派约占摊派总额的４３％。国家教委、财政部规定征收教育费附加后，不准再向企业摊派教育经费，但实际上未能完全制止，有的企业交了双份钱。湖北省的个别学校为了逼交“集资”费，竟多次将在校就读的交通部某局的职工子女撵出学校。
（三）各部门、机关、团体搞的“集资”、捐款、赞助、收费、罚款等。这些钱往往用于发奖金、买汽车、盖房子等。一些城市的公安派出所以配备交通工具为名，向企业摊派款项，并说哪个企业不拿钱，哪个企业的安全保卫他们就不负责。各类协会、学会林立，增加了企业负担。武汉钢铁公司自一九八二年以来，赞助、资助各类协会、学会、基金会就支付了一百多万元。
向企业摊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一是挤占企业留利，限制了企业活力，据江苏省估计，各种摊派约占企业留利的２０％至４０％；二是挤占了国家财政收入，据陕西省审计局对八十户工交企业的调查统计，摊派总额中的８２．５％被打入了成本；三是使计划外基本建设规模难以控制；四是给大手大脚挥霍浪费以可乘之机；五是给企业领导造成较大的精神压力，使他们无法集中精力搞好生产和管理。
三、向企业摊派制止不住的原因。
（一）长期存在的“平调”思想在作怪。一些同志认为，反正是国家财产，只要不纳入私囊，谁来使用，用在哪里，都没关系。
（二）国家安排建设项目时，资金留有缺口，让地方自筹解决。地方为了得到这些项目和相应的国家投资，明知财力不足也先接下来，然后向企业摊派。这种“钩鱼”的做法，是巨额摊派的主要根源，也是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一些领导同志想在任期内多做几件好事，留下“政绩”。但他们不是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而是大上基本建设项目，造成很大浪费。
（四）某些领导同志党性不强，法制观念淡薄。他们对党和国家的规定置若罔闻，往往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局部利益出发，不顾大局，对摊派听之任之，或公开支持，甚至带头摊派。重庆市向企业预收汉渝公路嘉陵江南北段过路费，一些企业强烈要求上级部门干预。国家经委等部门正式发文请重庆市考虑企业的正当要求，但他们置之不理。
（五）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外部条件尚未具备。在政企尚未分开，原材料、能源、运输、资金和职工生活等方面还有求或受制于人的情况下，企业对摊派不敢违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