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上诉人华融信托公司辩称：1．关于涉案股权转让信息公告变更的特殊原因。银联数据公司、银联数据员工持股会为了使举牌竞价人公允、理性的开展竞价活动，将多次竞价改为一次报价，由被上诉人联交所在原信息发布渠道进行公告并重新计算公告期，完全构成正当的理由和原因。2．关于涉案股权转让批准机构的认定。依据本案所审理认定的事实，毫无疑问应为银联数据员工持股会。3．关于原信息发布渠道的问题。即便上诉人周益民认为《中国证券报》与《上海证券报》并非为同一媒体，但对于联交所自身的网站显然应该认定系同一信息发布渠道。更何况，联交所嗣后又于 2009年9月26日再次就上述信息的变更在《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公告。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涉案的信息变更公告符合法定程序是正确的。请求维持原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2009年9月 22日，被上诉人华融信托公司、联交所就之前发布的涉案股权转让信息公告进行变更的行为，是否有违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产权交易的行业规则。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本案被上诉人华融信托公司委托被上诉人联交所在其网站、交易大厅显示屏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所发布的涉案股权转让信息公告，虽载明有挂牌转让的价格、期限和交易方式等信息内容，但实际是向不特定主体发出的以吸引或邀请相对方发出要约为目的的意思表示，故应认定为要约邀请。依照一般要约邀请的法律性质，除了法定的不得撤销的情形外，只要未给善意相对人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要约邀请人可以变更或撤回要约邀请。本案中，通过产权交易所向不特定主体公开发布的特殊要约邀请，其信息的变更或撤销，应受相关产权交易市场的交易管理办法和操作细则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合法且必要的，有利于保证交易信息的稳定、保护信赖交易信息而履行了一定前期准备工作的相对人的经济利益。由于本案华融信托公司通过联交所挂牌交易的450万股银联数据公司股权，实际并不具有国有产权的性质，而是银联数据公司、银联数据员工持股会基于员工信托持股计划而交由华融信托公司托管的信托资产，其股权所有权人为银联数据公司的员工，故该股权的转让不能直接适用《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的相关规定，而应受《
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发布活动管理规则》的约束。根据上述相关交易规则，在产权转让公告中的受让条件，一经发布不得擅自变更，因特殊原因确需变更信息公告内容的，应当由产权出让批准机构出具文件，由联交所在原信息发布渠道进行公告，并重新计算公告期。据此，涉案股权转让的交易信息公告后，可以进行变更，但要有特殊原因且应当由产权出让机构批准。对于特殊原因的解释，《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发布活动管理规则》的相关条文未明确限定。但在不影响举牌申请人利益的情况下，适度保护产权转让人的交易自由，原则上可以尊重产权出让批准机构作出的合理解释。就本案而言，涉案股权转让的交易信息公告变更前并未有人递交举牌申请书，而且，权利人已就交易信息的变更作出决议并有合理的理由，在此情形下华融信托公司通过联交所变更交易信息并不实质性损害举牌申请人的权益，又有利于实现股权转让人的交易目的，并无不当。上海市产权管理办公室亦表示，该公告信息的变更符合相关交易程序，不违反产权交易规则。至于在原信息发布渠道公告的认定问题，根据《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发布活动管理规则》中相关信息发布的规定，产权转让信息应当由联交所在其网站和省级以上报刊上进行公告。涉案股权转让的两次信息，联交所均在其网站和指定的报刊上进行了公告，并且还通过设在联交所交易大厅的显示屏对外予以发布。虽然联交所在信息变更的当日未选择由之前的《中国证券报》，而是由《上海证券报》刊登变更后的交易信息公告，但嗣后联交所又于2009年9月26日再次就上述信息的变更在《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相应的公告。因此，上诉人周益民以信息变更未在原信息发布渠道公告为由否定变更公告的效力，理由不充分。综上，2009年9月22日华融信托公司、联交所就之前发布的涉案股权交易信息公告进行变更的行为，未违反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且与现行的产权交易规则亦不相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