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审判决提及的三份《有价证券回购交易成交合同》上卖出买回单位签章栏上除加盖了基金部武汉交易中心的业务专用章外，还加盖了魏建华、陈航的名章，或者有魏建华、陈航的签字。
　　原审判决提及的《还款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深圳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武汉交易中心1997年11月19日拟订以下还款计划：我方对如下债务事实予以确认：昆明市农业银行原证券代办处于1995年6月1日、6月16日和6月29日与我方进行了三笔国债回购交易，并分别将交易资金500万元、300万元和500万元按合同规定的期限汇入我方帐户，截止1997年11月19日，我方尚有1000余万元本金及利息未还。特作还款计划如下：1997年12月底前还款100万元，1998年3月底还款200万元，6月底还款300万元，九月底还款300万元，剩余本金及利息于1998年12月底全部归还”。基金部武汉交易中心加盖了印章，并有陈航的签字。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从武汉证券交易中心调取的会员申请表、授权书、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印鉴片等三份证据表明，深圳国投的前分支机构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确曾向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申请交易席位，并将魏建华、陈航作为交易员向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申报。随后，该基金部当时的代表人陈灵签署文件确认魏建华、陈航系该基金部特派的场内交易出市代表，该文件即上述授权书，加盖该基金部的印章后向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出具，该意思表示已经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公示。该基金部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档案材料表明，该基金部在上述申请表上填写“深圳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为单位全称，以“深圳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武汉交易中心业务专用章”及陈航、魏建华的名章为印鉴。故该基金部应对陈航、魏建华使用深圳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武汉交易中心业务专用章所为的民事行为承担责任。深圳国投上诉所称，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所出具的《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印鉴片》，不是深圳国投及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所预留。该陈述与事实不符，又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深圳国投上诉又称，从深圳国投及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的营业执照及内部机构设置看，深圳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武汉交易中心不是深圳国投及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的属下机构或内部机构，与深圳国投及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无关。深圳国投此观点的事实依据和论证方法均存在问题。一个企业设立分支机构或内部职能部门是否及时进行工商管理登记，以反映在该企业的营业执照中，有诸多因素。不能仅根据营业执照来确定一个企业行为时是否设立了这个部门或机构。即使法定应当登记而未登记的情况发生，未申报登记的企业并不因此免除民事责任。本案，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申请会员席位，系以深圳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武汉交易中心业务专用章印鉴备案，该基金部因此应当承担该印鉴的使用而产生的相应的民事责任。后，该基金部被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且出售方深圳国投与收购方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言明深圳国投基金部正式交接之前发生的债权债务仍由深圳国投所有。故深圳国投应对该基金部本案债务承担责任。深圳国投此观点既无事实根据，又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深圳国投上诉还称，深圳国投及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从未在工商银行武汉市分行新火车站办事处开过帐户。证券代办处将款付入该帐户，与深圳国投及属下单位无关。深圳国投此观点亦不能成立，因为，卖出买入单位证券代办处的款项，系根据买入卖出单位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指定的帐户汇入的，深圳国投及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是否在工商银行武汉市分行新火车站办事处开过帐户，并不影响对该笔款项已经交付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事实的认定。鉴于证券代办处已经交付购券款1300万元，深圳国投上诉所称农行云南营业部(即证券代办处)未履行合同，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深圳国投上诉提出的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农行云南营业部已经失去胜诉权的主张。本案，农行云南营业部对深圳国投有三笔债权，第一笔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是1995年10月1日，第三笔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是1995年10月30日。农行云南营业部在第三笔债务到期后，即开始就全案债权1300万元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基金部武汉交易中心于1996年7月31日归还20万元，此时，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重新起算。深圳市天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1月4日至8月28日替基金部武汉交易中心归还了320万元，诉讼时效再一次中断。至1997年11月8日原审法院受理农行云南营业部的起诉，显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深圳国投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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