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权力集中于一人，许多需要快速决策的事，往往久拖不决，酿成本来可以避免的社会灾难。例如，中国古代的饥荒多半是专制政体所造成的。荒年来临，是不是开创放粮，地方官常常不敢决定，等到层层汇报到朝廷时，灾难已经形成了——许多人因此背井离乡甚至丧命，而这又成为灾难放大的原因。这在当代也是有例证的。1960年是粮食最困难最紧张的时候。饥饿、逃荒、浮肿病、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等情况陆续出现并呈增加趋势，国内粮食潜力已挖到尽头，进口粮食是可以少死人的唯一决策。但是，吃进口粮在当时是个禁区，因为我国一直在强调自力更生。更何况，自建国以后，我国每年都出口粮食，现在搞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早已宣布解决了粮食问题，甚至放出这样的大话：把全世界的人口都集中起来，中国也养得活。而今突然说要进口粮食，这无疑是个政治问题，因此谁也不敢决定。等到层层汇报到毛泽东那里再作出决定的时候，已经是1960年底。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示赞成陈云进口粮食的意见。第一船进口粮食是从澳大利亚购来的，运到天津新港，时间是1961年2月。[3]大家知道，1960年春天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这表明最佳的救助机会已经失去了，于是成千上万地死人，灾难进一步放大。
4.结论
灾难是一种社会现象，引发灾难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原因就在社会的政治结构本身——不受法律约束的政体。专制政体有它结构性的“专属”的灾难；专制政体也会将一般的自然事实与社会事件放大为灾难；对于已经引发的灾难，它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人类不可能完全消灭灾难，但是完全可以降低灾难发生的频率，减少灾难的规模以及它给人带来的苦难。在这方面，人类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实现政体的法律化，建立共和政体或法治政体。
【作者简介】
周永坤，男，1948年生，籍贯江苏张家港，毕业于苏州大学，现为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法理学硕士点负责人，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法理学宪法学会副总干事。
【注释】［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第35页。
参阅［美］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判人类状况的基础上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页以下。
唐正芒：《突破进口粮禁区的人与事》，《报刊文摘》2008年5月26日。摘自 《读报参考》第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