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大批拥趸，哈氏本人曾于1965、1966、1975年三访台湾。他不仅与周、殷等人就中国文化传统与自由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而且为台湾学人带去了他最新的学术成果。特别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的第三次访问，他不仅受到蒋经国的接见，而且就土地改革、通货膨胀等热点问题与台湾学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可见，哈氏堪称在当代台湾思想界最具影响的西方学者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就已出版了《自由的宪章》（周德伟译，台湾银行，1970；大陆译名为《自由秩序原理》）、《到奴役之路》（殷海光译，传记文学，1978；张尚德译，桂冠，1982；大陆译名为《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夏道平译，台湾银行，1970）、《价格与生产》（许大川译，台湾银行，1966）等多部哈氏代表作，周德伟、殷海光等也分别出版了《当代大思想家哈耶克学说综述》（正中，1975）、《哈耶克和他的思想》（传记文学，1979）等专著。
19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入，台湾的上述成果也对大陆的哈氏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949年后哈氏思想在中国大陆的引介和传播
尽管潘光旦早在1946年就曾在其政论集《自由之路》中提到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但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观念取得支配地位，哈氏在相当长时间的中国大陆几乎成了反动言论的代表。
与对待计划经济的态度转变相一致，哈氏思想在中国大陆的引介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1950—1970年代末期的“内部阅读”阶段，代表人为滕维藻（1917-2008）。1958和1962年，滕分别翻译出版了哈氏的《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和《通往奴役之路》（商务）。但这两本书都是作为“内部读物”出现的，不仅印数少，而且只在高级官员、高级知识分子等非常有限的范围流传，因此影响不大。
1980—1990年代初期的“零星评介”阶段，标志事件为经济学界对哈氏的零星评介。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随着政治当局对计划经济模式的反思以及对商品经济、市场机制认识的深入，首先从经济学领域开始零星地评介哈氏思想。这主要表现在：1.哈氏《通往奴役之路》等著作开始在普通经济学者中传播。经济学家梁小民在回忆自己1980年代的成长经历时指出：“那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是由滕维藻的《通往奴役的道路》，是由滕维藻、朱宗风两位先生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内部读物’。……虽然那时我还不能完全接受哈耶克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结论，但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使我认识到中国发生‘文革’悲剧的根源。‘文革’中个人的自由被彻底剥夺正在于计划经济。”2.评介哈氏经济思想的论文开始出现，如孟援发表于《世界经济》1980年第9期的《评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等。3.哈氏经济学代表作《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1989）译出，并在思想界产生较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