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是所谓互治，这主要针对群己关系。当然，在群己关系中也存在他治——即人们违背法律后必须接受国家或社会的强制。人类的所谓立法，本身就是契约，法律就是一种社会契约，通过立法，才能真正形成人际交往的契约关系。不过就人类历史上的立法而言，从君权立法、代议立法到全民公决立法，互治的程度明显不同。
还有一种治理模式就是自治，它所针对的是我们的身心关系，即身心关系主要是通过自治的模式来调整和解决的。可能大家会问：身心关系和法律相关吗？在我看来，当然和法律相关。遗憾，我们的法律调整理论忽视了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对放任性调整问题的研究。针对身心关心，人们可以通过法律，借助法律规则来修养身心并实现个人自治或自我管理。在这个意义上讲，秦始皇当年推行的“以法为教”，也就是以法律来实现身心关系平衡的重要方法。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谈法律信仰？实际上这也是和身心关系问题上的自治紧密相关的。这样，才能把身心关系结构到法治体系中去。
一言以蔽之，人类所面临的如上三种关系，都和法律治理紧密相关。天人关系一般属于他治范畴，即需要外部力量予以管治，否则，所谓人的自利本性必然会破坏这种关系；群己关系既需要他治（行政治理），又需要互治（契约治理）；而身心关系则主要属于自治的范畴。在法律上，“以法为教”就是借助法律协调身心关系的重要方法。
三、人类面临的三种关系之实践处理模式和立法自治的关系
两型社会建设的立法化处理，可能既涉及国家的统一立法问题，也涉及地方自治的立法问题。人类在立法上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模式，我把它分为三种：一种是联邦制模式。我们知道，联邦制模式充分赋予地方以立法自治权，地方和中央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社会契约关系就是解决地方和中央关系的基本准则。这种理论，也基本上能够满足联邦制模式解决地方和中央关系的一般需要。
第二种模式，是弱单一制模式。今天的日本、今天的法国，采取的都是这一立法模式。虽然他们实行的是单一制，但是一种弱单一制，地方政府已然具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跟中央政府在涉及自治权范围的问题上分庭抗礼。最近日本冲绳县知事针对美国驻军问题与中央政府的交涉，典型地反映了在弱单一制国家地方自治的特色。这种情形可能在当下中国很难见到，甚至不可能见到。
第三种模式，是强单一制模式。我国目前采取的就是典型的强单一制模式，这种模式基本上剥夺了地方立法权，因而不存在立法自治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模式下，谈立法的自治，还是一个略带风险的问题。自从秦始皇推行“事无巨细，皆决于上”以来，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可谓一以贯之，因此，谭嗣同才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此种中央地方关系的模式，至今依然。地方政府不是地方国民、文化、风俗的代表，而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因此，地方政府根本谈不到什么自治权。谁要求地方政府有自治权，谁就是向中央伸手要权，就是对抗中央，这样一来，中央和地方之间只能是一种父子关系，而不是主体间关系。这种情形，我把它称之为强单一制国家模式。放眼世界，它既不同于联邦制国家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模式，也不同于弱单一制国家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模式。我想，中国只要向民治国家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问题，或者地方自治权的建设问题，是迟早应面对的，因此，我在这里也就愿意运用立法自治这样的概念，表达我对两型社会建设中地方立法自治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