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内容的不平衡。我国法律体系主要由七个法律部门构成：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各个法律部门的发展很不平衡。根据2011年10月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截至2011年8月底，各部门法律中以行政法最多，79部，占三分之一多；其次是经济法，有60部，而社会法较少，只有18件。
根据立法体现的内容，可以大致划分为经济性立法、政治性立法、文化性立法、社会性立法等不同类型。多年来，经济性立法居绝对主导的地位，占据国家立法半壁江山。与此相对，文化建设立法和社会建设立法数量相对较少，二者总和才仅仅占据了整个法律体系的15%左右。
在法律体系的建构过程中，需要采取一种综合的社会发展观，要保持法律体系的平衡发展。要继续强化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积极发挥宪法的协调功能，使原来偏重经济立法转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立法并重的格局。
从人权保障原则角度来看，宪法必须关注权利，关注民生，因而要加大社会和政治领域立法的力度。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贫富分化、“三农”问题、下岗失业、劳资冲突、教育乱收费、看病难与看病贵、食品及药品安全、生产事故等一系列“社会病”开始显现，社会立法的缺失渐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瓶颈。
近年来，劳动合同法等多部重要社会法相继出台，显示出立法机关已切实加强社会领域立法，补平这一短板的进程尚待持续。
政治性立法虽然数量不少，但仍然是整个法律体系中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如何合理地解决私权与公权之间的冲突是值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政治参与途径的多元化与政治利益冲突的加剧，客观上推进政治生活的法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