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作为一个注重学习的批判理论家的工作方式，同样鲜明地体现在他与一些立场与之接近的同行、尤其是年轻同行的讨论过程之中。哈贝马斯在1994年与罗尔斯（J. Rawls）进行争论的时候，称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康德传统的家族内争论”。套用这个说法，我们还可以说哈贝马斯和阿佩尔（K-O Apel）、韦尔默（A. Wellmer）等人进行了“批判理论传统的家族内争论”，与普特南（H. Putnam）、罗蒂（R. Rorty）、伯恩斯坦（R. Bernstein）等人进行“新实用主义传统的家族内争论”，与麦卡锡（T. McCarthy）、君特（K. Guenther）等人进行“新法兰克福学派的家族内争论”。特别能显示哈贝马斯的“学习”的特点是最后一类争论，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哈贝马斯著作在英语世界的主要介绍者和研究者托马斯·麦卡锡。麦卡锡早在1978年就出版了一部篇幅不小的《尤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并因此而一举成名，尽管在那个时候，人们现在当作哈贝马斯最重要工作的那几部书，几乎都还没有问世，尤其是出版于1981年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出版于1992年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但麦卡锡不仅是哈贝马斯的介绍者和研究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善于学习的哈贝马斯此后理论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在1992年召开的一次讨论其《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研讨会上，哈贝马斯这样谈论麦卡锡对他该书的批评：“托马斯·麦卡锡一直是我的一个难得好运—我常常有这样的印象，他比我更理解我的文本。每次他对我提出批评，他都会捍卫一些我后来才承认是我们共同立场的观点。他的批评（尤其是对福柯、罗蒂和解构主义的批评）是如此地尖锐，以至于当他在他的文章中如此强调地驳斥我的工作的时候，我体验到某种焦虑。”[12]在2001年出版的麦卡锡六十岁祝寿文集《多元主义和语用学转向：批判理论的转型》一书中收入的首篇文章，是哈贝马斯的长文“从康德纯粹理性的‘理念’到交往行动之预设的‘理想化’：对去先验化的‘理性之运用’的反思”。[13]2000年10月麦卡锡的同事和学生们把这部文集的书稿放到他手里的时候，笔者也在场。记得有些喜出望外而又诚惶诚恐的麦克阿瑟在浏览了书稿以后，向身边的哈贝马斯打趣说，这样一写，倒好像你成了我的思想的阐发者了…
除了向别人学习以外，哈贝马斯的“学习”的最重要对象之一，是他自己的经历。2004年哈贝马斯获得京都学术奖，京都大学的稻森校长要求获奖者“请谈谈您自己”，告诉我们“您是怎么克服困难的，当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您的指导方针是什么”。为此，在2004年11月11日的一次讲演中，哈贝马斯先肯定了他的学生们在他七十岁时编的祝寿文集的主题—理性的公共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理性—恰当地概括了他的毕生工作，然后一口气讲了对他的理论工作产生影响的四段个人经历。[14]第一，幼年时因为颚裂而动的几次手术，让他强烈地感受到人类个体是多么依赖于别人和社会；他对于人性的社会性、人类心灵的主体间结构、人们得以相互学习的公共空间的重视，都与此有关。第二，学童时期所体验的交往困难，所遭遇的不理解、不耐烦和不理睬，激发他去追寻语言哲学和商谈伦理，并且认为书面表达和专门商谈比口头表达和即兴交往更体现交往理性；这个时期他作为一个与别人不一样的孩子所遭遇的歧视，让他更能体会一个国家中的外国人和他者的境遇，更能理解这种情境下培育的道德敏感性、通过道德商谈把边缘者包容进相互承认的网络之中的重要性，更加清楚这种网络之脆弱因而有必要加以小心守护和保卫。第三，十六岁生日前几个月纳粹的倒台，以及此后数年的社会经历和政治生活，让他作为一个其年龄大到足以懂得政治上的许多事情、但还没有大到必须承担具体政治责任的少年，对纳粹时期德国社会的病态、德国政权的罪恶，对纳粹崩溃以后德意志民族的态度和选择，获得刻骨铭心的印象，并由此下决心研究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寻找既克服现代性的弊端，又避免回到前现代的可能。第四，进入成年以后，惊愕于他奉为偶像的海德格尔在1953年居然一字不改地再版其初版于1935年的充满纳粹思想的《形而上学导论》，进而发现除了海德格尔（M. Heidegger）之外，施密特（Carl Schmitt）、荣格（E. Juenger）和盖伦（A. Gehlen）等一批德国思想家，居然同样蔑视群众和普通人，同样赞美专断个人、神选对象和非凡人格，同样拒绝闲谈、对话、公共领域和所谓非本真性，作为学者的哈贝马斯由此下决心，要深入研究德意志民族的政治遗产，推动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