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样的理论背景，我们就可以把“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和“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以及这两本讲演录视为复旦高研院自觉践履“知识转型”时代学术使命的具体体现及成果。正如邓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知识转型’不仅是我们创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一个主要背景，更是我们设计和开展高研院各种学术活动的一个主要理论依据”。

　　“知识转型”时代的“知识引进运动”

　　不言而喻，《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主要承载的是知识引进的学术使命。邓先生在“知识转型”时代仍然主张继续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相对西方而言，中国社会科学不仅仍处于整体落后的局面，而且就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世界体系、世界结构和主体性中国等问题的认识而言，西方社会科学仍是我们的重要理论参照。第二，只要我们不把西方社会科学当作我们研究的判准（criterion），而只是将其视为认识中国问题的参照（reference）——换言之，只要我们以“中国”为思想根据，否弃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接受、非语境化移植等倾向，我们就可以在坚持中国社会科学开放性的同时保有其自主性。由是观之，“知识转型”时代的到来绝不意味着“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它毋宁意味着那种视西方社会科学为中国社会科学之判准的知识引进阶段的终结。

　　进一步言之，在“知识转型”时代，我们既要否弃为邓先生一直批判的那种以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现实的“前反思性接受”、“学术消费主义”倾向，也需戒绝为黄宗智等论者所着力批判的“中西对立”的二元化思维。就后者而言，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和“中国”早已不是两个毫无交集的政治实体，“西方”早已内在于“中国”之中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建构所依凭的思想资源只能是切己的，而不是排他的。只要具有解释力，包括西方社会科学在内的任何理论都应当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问题的思想资源。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上述学术使命的范本——尽管它尚不完善。该书收录了西方知名社会科学学者的前沿性理论和思想。著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对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文化与人性之关系的论述，著名历史学家王国斌对中国社会关系和政治转型的历史与比较研究，“法律与发展”学派奠基人戴维·M.特鲁贝克关于法律与发展理论的最新论述，著名人类学家王斯福关于中国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解读，“WTO之父”、著名国际法学家约翰·H.杰克逊关于WTO与中国关系的分析等都堪称具有代表性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然而，通观整个演讲录，西方著名学者所占的比例尚未达到一半。相对“知识引进”的学术定位而言，这不能不说是其缺憾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