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个问题是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联合国文件规定这是人权保障的最低原则。不能搞有罪推定。现在，在我们的刑诉法的规定中，无罪推定的某些精神有了，但完整的表述没有。应该按照联合国的规定，在确定一个人有罪以前，应推定其无罪。这一点在香港、澳门的基本法都有规定。我们没有明确规定。实际上无罪推定最重要的东西是：只有推定无罪，才能有效辩护。无罪推定原则下举证责任应该在控方。
另外一个是疑罪从无，证据不足的话应推定无罪。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我们刑诉法已经有规定。证据不足不起诉，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作无罪判决。但这些规定的执行不好，疑罪从轻成为经常运用的办法，类似佘祥林案件的情形中，就是没有遵循疑罪从无而适用疑罪从轻的结果，认为疑罪从无有风险，即可能放纵犯罪分子。这其中的价值取舍是，宁可冤枉一百，不可放纵一人，还是说宁可冤枉一人，不可放纵一百，两边的风险都有。那么，从人权社会的趋势来说，就是不能冤枉好人。如果放纵了犯罪分子，而后来发现真正的犯罪分子，尽管有一事不再理、禁止双重危险规则，但是还有例外，还可以重新判。但冤枉好人就没有弥补的机会。所以我们的应该坚持的原则是罪疑从无，而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罪疑从轻，在唐律里就有规定，多少年过去了现在还是罪疑从轻。这些问题好讲，做起来可能下不了决心。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在实践中需要解决。比如，辩护律师法律援助要扩大。在死刑复核阶段，要不要法律援助？是不是说愿意请就请，不愿意请就没有？这恐怕不行。死刑复核到了最后阶段，请得起当然好，请不起应该搞法律援助。还有，刚才我提到的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问题。这是联合国人权公约中规定的，也是发达国家都遵守的。但是发达国家也有例外，不是说重罪漏了以后都不再追究，严重的犯罪可以有例外。但我们现在不敢搞这个原则，我们讲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实际上，有些轻罪漏掉在所难免，但漏掉的若是重罪应该重新判罪。我们应该改掉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口号。有的人说应该是实事求是，依法纠错，不是有错必究，错有大错小错，有有利于被害人的错，有有利于被告人的错，这些情况要区分具体研究。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的刑事政策在打击犯罪上是偏严的，在惩罚犯罪上偏重，我们是个重刑主义国家。现在，宽严相济的政策代替了过去从快从重的政策是一种进步。总体上来说，我国现在刑法规定死刑68种。我们废止死刑不可能，但应该限制死刑的适用。总的来说，我们要融入全世界，从重刑主义慢慢的、逐步走向轻刑主义，死刑从控制走向废除，尽管这需要时间和过渡，欲速则不达，但应该是这样的趋势。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