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的变迁，以及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不断变化是与这两种源动力相适应的。明政（illuminated rule）是对世俗变迁的调节性反应，也是对活力循环（the circuits of energy）的回应——以其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响应，以及基于“天”中存在的宇宙论永恒变化原则而对生活环境、物理环境（即“地”）之特性和造物（creatures）的回应为手段，明政将世俗变迁和活力循环带入其统治体内部的和谐均衡与生产效能中。就世界而言，调节天与地的关系并使其和谐是君主的职责所在。但是，君主及其辅佐者所进行的这种自我修为也可以为普罗大众所效仿。自我修为可以在最物质、最世俗的饮食劳作规训（disciplines）中进行，也可以经由特殊的训练和冥想、特别是经由横向和纵向社会关系中的得体品行（即待客之道、寒暄之辞、离别之礼）而展现出来。
就宇宙均衡而言，自我修为是要返回一种天体演化的原初混沌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无数处于阴阳循环中的事物得以出现。在年度性的礼仪或者寺庙、坟墓的落成仪式中，它也体现为由地到天、生死之间的一种协调——包括向外、向上在那些距离两界皆近的点上做文章，而这在生活的内部表现为房屋、寺庙或宫殿的建筑设计，以及对尸体和头顶空间的内心惧怕，在生活的外部则表现为对山的敬畏。
现实中的圣山及其圣庙是朝圣者向往之处——君主朝圣要避开平民百姓的视野，但普通的朝圣者也可以前往。这些圣山都远离于地方祭祀中心区域的政治首府；换言之，朝圣者要经历一个从中心区域出发再回返的行程，并携带精神生活和武装力量的装备作为辅助。为推翻某个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而聚结起来的武装力量常常包括将领及其领导下的来自帝国边缘地区和主要版图区域——这被称为华内，即“位于文明区域之内”——的兵士。因此，边缘区域是文化复兴和外地入侵的发源地。它们是文化吸收和向心调整（centreing）的源动力——在这种吸收和调整中，外界要么被指定为生活之源，要么被分派为无序之根。秩序的重建就是要使恶势力遣返其在边缘地区所处的位置，并使之臣服于军事命令，即成为在军事命令控制之内的力量；生活的重建则是要从外界和上界汲取力量以补充中心地区——无论是该中心是地方中心，还是皇权中心。
这些当然是那些礼仪典籍（道家以及和儒学相关的典籍）以不同方式传播的理想和中国式的宇宙统治，其包括：把世界描述为不断失衡、需要调节、处于混乱之中，而且处于进一步混乱的危险中、亟需矫正纠偏。
在中国，与掌控着生死大权的那个不受控制且强有力的他者相等价的事物要么是我在描述远离中心的外部源动力时已经指出的那个事物，要么是中国道德历史学家以及在通常用法中所描述的混乱和乱（或含义模糊的暗），即一个需要从中心予以规制的道德败坏、剥削横行、骄奢淫逸的世界；要么，它是（人们乐意从其中抽身转而寻求中心庇护的）充斥着投机者和冷酷无情者的世界。但也可以存在祸世——在其间，地方长官们泰然自若地为面子（face）和影响力而争得你死我活。[10]换言之，也可以成为内部的外部世界是一种需要由既定秩序的调节予以归并和规制的混乱、突变、断裂状态，但它还没有到达止步不前的地步。
现在，我要更详细地解释中国的等级制——它是由对社会关系的得体操行（proper conduct）所限定的。在此，我受惠于常向群的工作以及同她就其详细阐释的礼尚往来一词进行的长期讨论。这个短语指的是不平等地位之间由得体操行所引导的关系，而这些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是指父系继嗣、父系婚姻和父权制中的不平等，以及由此推及的统治者、臣民（subject）和亲信（比如说，兄弟姐妹及其亲戚们）。在20世纪20年代致力于大众教育的公立学校建立之前，教化指的是在人文素养方面的成果，这包括控制最严的识字能力——它需要阅读和识记能力以通过帝国的科举考试。这种教化也是得体操行方面的教育和成果，即礼。
依据人际关系方面的礼仪惯例，除了其他方面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三方的互惠结构：一个服从于第三方权威的两个平等关系人之间的契约。那些在社会能力方面赢得名望（即面子）的人被接受为第三方，而这些社会能力包括劝说和欺骗术、隐瞒和决断术；或者第三方也可以是具有悲天悯人、刚正不阿声誉的贤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