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因为中国正处在伟大的改革时代，其变革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频率之快，也是举世罕见、前所未有的。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对于法治、公平、正义等的需求日益高涨，而因为法律制度本身的缺陷，使法律制度始终处在一种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法律也好，政策也罢，都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的治理手段，而在满足社会需求方面，政策具有法律所不具备的自身优势。刑事法律的发展虽然迅速，但仍然赶不上时代发展变化的步伐，由此在刑事法律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变革需要的时候，法律的变革、司法的改革就会成为时代的必要。而当法律本身成为改革的对象时，这种改革的正当性依据只能从法律之外或者法律之上去寻找。刑事政策之所以受到前所未有的青睐，就是因为改革时代刑法制度与规范的供给不足，刑事法律与刑事政策处于一种极其复杂的关系之中，二者既相辅相成、互补互动，又是相互矛盾、相互竞争的。而刑事政策因为其宏观、灵活、适应性强等优势，在和刑事法律的竞争中赢得了先机，不仅成为刑事立法、司法的指导，更成为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各类改革的正当性基础，成为改革时期满足社会需求的首选。而法制发达或者法治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社会发展已经进入稳定或者超稳态阶段，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矛盾不像当今中国这样尖锐，刑事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已经基本定型，因此刑事政策的研究也基本上呈现一种常态，而不会像当今中国的刑事政策研究那样如此强势、如此丰富多彩！
再次，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刑事立法走了一条“宜粗不宜细”的粗放式发展道路，以及时填补立法的空白；但立法的不够精细又留下了很多立法的盲点。于是形成了“笨媳妇和面”故事里所描述的这样一种局面，因为无法可依，所以就立法；而有了法以后，需要的法越来越多，于是就不断地立法，立法始终处在一种供不应求的状况。而面对改革开放以后犯罪形势的急剧恶化，重刑主义、刑法依赖等传统思想迅速抬头，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刑事法律领域的制度创新。因此，和经济社会领域的制度变革相比，刑事领域内虽然也有不少可喜可贺的发展成就，但整体而言，我国刑事法律领域的制度供给是严重不足的，主要表现为：重刑有余而轻刑不足，刑罚有余而非刑罚不足；灵活多样的程序性制度严重不足；非监禁刑罚制度严重不足。为了弥补刑法制度供给的不足，解决当前面临的严峻社会治安问题，各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特别是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下，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这些创新的领域与举措主要有：在实体法领域，进行严重犯罪与轻微犯罪的区分，试图对不同程度的犯罪实行轻重不同、宽严有别的政策；区别成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试图确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机制；借鉴了西方国家的量刑指南等做法，进行了量刑制度改革；一些地方甚至进行了新型刑罚措施的尝试（以老汉种树案为例）。在程序法领域，根据繁简分流的科学原理，对于严重刑事犯罪和轻微犯罪分别实行了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一些地方尝试了将定罪与量刑分成两阶段的做法，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时考虑社会调查的结果；暂缓起诉与暂缓宣判的实践在很多地方推行；被害人的权益得到高度关注，犯罪人赔偿与国家（通过地方财政）补偿等方式使被害人权利得到切实的救济，而刑事和解、调解等制度的出台也使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得到体现；为保障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结合律师法的修订也进行了很多的改革，如律师的提前介入、律师会见等。在刑罚执行阶段，在监狱内外、机构内外，围绕着刑罚方法与非刑罚方法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值得称道的是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发布以后，社区矫正工作在试点地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