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研究的中国特色
卢建平
【摘要】中国的刑事政策研究基本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成就斐然，特色明显，问题也非常突出。总结刑事政策研究的中国特色，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对于进一步繁荣中国刑事政策研究。科学指导刑事政策实践。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意义重大。
【关键词】刑事政策；中国特色
【全文】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4月底，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和河南省焦作市检察院和法院联合召开了一次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为主题的研讨会，我所尊敬的储槐植老师在总结发言时提到了一个非常简单但也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对于刑事政策的重视能与中国相比？中国近几年关于刑事政策的领导讲话、会议、报告、文件之多，专家学者的文章、著作、教材的数量之大，是世所罕见的。
我们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地区（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刑事政策研究的著作论文做了初步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提供的自1994年迄今的刑事政策领域的文章894篇，另有50篇刑事政策的文章没有下载到全文。因此从1980年至今，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记载的关于刑事政策的文章共计944篇。这里显然没有包括我国公检法司等各级机关自己印发的各类内部刊物上关于刑事政策的文章。而关于刑事政策研究的专著、译著、教材、研究报告、论文集的数量也极为可观，从1976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自编的《刑事政策讲义》至今，大约有50本之多（详细清单附后）。
储老师的这个问题反映了他卓越的全球眼光。受他的启发，我也萌生出一个问题。如果说储老师的问题着眼于横向的比较，那么我的问题则注重纵向的比较：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时期对于刑事政策的关注能与当今相比？为何当今人们对于刑事政策的兴趣空前地高涨？
刑事政策一词问世于19世纪初的德国，后经李斯特、马克·安塞尔等人的发扬光大，成为一门科学。对于中国而言，刑事政策是从国外引进的舶来品；而对于当今中国的刑事政策学者而言，刑事政策一词仿佛来自隔世。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20世纪初就有杜叔秀著《刑事政策讲义》在上海法政学院试行（年代不详），而出版年份确切的有夏勤、贺绍章著《刑事政策学》（北京朝阳大学校出版，1920年版）、郭卫著《最新刑事政策学》（上海法学编译社1930年再版）、张定夫著《刑事政策学要义》（上海法学书局1934年版）、赵琛著《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张定夫编《刑事政策学大纲：上海法政学院讲义》（上海法政学院，1949年版）。从上述情况可知，刑事政策一词在旧中国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不能说刑事政策就是人们所陌生的。证据之一就是1950年吴大业编著的《苏联刑事政策纲要》（上海春江书局，1950年版）。再有就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编印的《刑事政策讲义》（1976年12月）[1]。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本讲义可能算不上严格的刑事政策讲义，但是它能够在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的时候面世，至少在一定意义上佐证了刑事政策一词的专业认知程度。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如今沉湎于、痴迷于刑事政策的中国学者而言，他们对于刑事政策概念的认知都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或者是受惠于从海峡彼岸飘过来的台湾学者（首推林纪东、张甘妹）的作品，或者是凭借一知半解的外文从极其罕见的外文著作里找到了只言片语。可以说，刑事政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基本同步的。我对于刑事政策的兴趣就是在改革开放初始的年代里产生的。要说缘由，首先是因为它的新鲜，当然更主要是因为它的广博。所以，当我1984年到法国求学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刑事政策作为主攻的方向，1988年回国以后也一直将刑事政策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领域。1989年有幸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刑事政策研究》课题。而与我一同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刑法学泰斗马克昌1992年出版的《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则开启了中国刑事政策研究的新纪元。因为在那之前，中国的刑事政策研究呈“散兵游勇、单打独斗”的星星之火；而从那以后，中国的刑事政策研究渐渐成为燎原之势，如今更是达到了巅峰状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刑事政策学已经成了一门显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