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右派”当然也不是无所作为，为了抵制“大政府”，他们可以减税，至少是阻止增税，这倒是老百姓欢迎的。在财政赤字已经很高的情况下绝对减税当然也不容易，但是相对减税即阻止赋税进一步升高是可以做到的。而这也正是右派最招人喜欢的一点。这次萨科齐与奥朗德对决时，奥朗德要增税而萨科齐反对仍然是后者可用的一招。在通常情况下老百姓是欢迎减税的，正如他们欢迎增福利。不仅给穷人(他们通常根本就免税)和普通民众减税受欢迎，就是给企业甚至大企业减税也是人们欢迎的——我们不要以为“阶级矛盾”就会使多数人赞成无限制的“劫富济贫”，民主国家的多数人一般都明白税收过高会压抑投资，妨碍就业，对自己并无好处。如果减税不导致降低福利又可以增加就业，他们何乐不为？但是萨科齐又要减福利，他们就不干了。权衡利弊，他们这次选了奥朗德。但是他们是要奥朗德保福利，并不是欢迎增税本身。而增税导致的痛苦感又会成为右派下次卷土重来的基础，特别是在增税影响投资和就业、而福利又不能解决问题(几乎可以如此预言奥朗德政策的未来)的情况下。可以肯定，未来右派在竞选时，减税仍然会是一张大牌。然而，减税容易减福利难，也仍然会是从撒切尔夫人到萨科齐的政策走不下去的一大原因。

　　“反向的尺蠖效应”仍在继续

　　笔者在几年前危机发生之初就指出：尽管“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各有利弊，但仅就债务而言，理论上无论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还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都可以在财政均衡条件下运作，至少不至于无限远离均衡、导致债务爆炸。但是民主制下有一种“反向的尺蠖效应”，即左派右派要得势，都得讨好老百姓。而老百姓对左、右的主张都只喜欢一半，所以左派上台增福利容易，增税难；右派上台减税容易，减福利难；这就导致宪政制度的基本目的即我以前称之的“天平效应”受到破坏。如此往复循环，债务窟窿就难免越来越大，终于导致塌陷的大祸。

　　换言之，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指出左右派的主张各有什么毛病，但有毛病和不能继续运转是两回事，现在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搞到难以为继的程度，并不是左派或者右派各自的主张本身造成的，而是这两种主张在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的情况下都“只能实行一半”的结果。而“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恰恰又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也可以说，这样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民主制度的危机。

　　民主制度如果一直就这样搞，它还能走到今天？民主国家过去的辉煌成就又怎么能取得呢？我曾指出：在没有今天那种全球化局面以前，一国经济中“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是玩不了几天的，而老百姓不是圣贤，但也不是撞死南墙不回头的傻瓜，他们感到出了问题就会改变。事实上，民主国家历史上民众接受增税与接受减福利的例子都很多。甚至我以后还要提到，在一些东欧国家恰恰是民主化使得民众愿意减福利的。直到今天，在我们国内“主旋律”大力挖掘东欧(现在应该叫“新欧洲”)国家受到危机打击的“惨状”以证明他们当初就不该“剧变”的宣传下，如果我们观察事实，就会看到在如今的欧元区内，“新欧洲”抗击危机的能力总的来看好于老欧洲。在“债务危机”中相对表现最好的欧元区国家大部分是“新欧洲”国家——欧元区负债率在《马约》红线以下的五国中有三国属于新欧洲，而他们也是负债率最低的四国中之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