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建议，对专门性鉴定的时间、对被告人提出新的立功线索进行查证的时间，不计入审限。实践中，不少案件在进入审判阶段后需要作各种专门性鉴定，如DNA鉴定、毒品含量鉴定、伤情鉴定等，所有鉴定均需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山西、云南、河南等地法院在审理期间进行相关鉴定的平均用时均在1个月以上；审判阶段被告人提出新的立功线索的情况并不少见，对此需要公安、检察机关进行调查、核实，往往也要占用较长时间。这些工作，都属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鉴定机构的职权范围，时间上法院都是无法自主掌控的，不计入审限比较合理。
二是建议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修改。
我们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诉讼制度，现在对赔偿标准争论比较大，实践中是有差异的，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以解决司法难题，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我们的意见是，对刑诉法规定的“物质损失”范围和标准，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以外，应根据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实际损失判决赔偿；被告人与被害人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数额自愿达成协议，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也应当支持。
我们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应适用与单纯民事诉讼相同的标准，这是由两类不同诉讼的性质和我国的法文化传统决定的。单纯民事案件，被告人作出相应赔偿，是对被害方进行抚慰、救济的唯一手段，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不仅要在民事方面承担赔偿责任，更主要的是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判决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是对被害方抚慰、救济的主要方式。
——按单纯民事案件的赔偿标准判赔，导致“空判”现象突出，影响案件的裁判效果。如依照民事案件的赔偿标准判赔，仅死亡赔偿金至少要赔约20万元。而刑事案件被告人80％左右都是农民和无业人员，一般难以承担如此高额的赔偿责任，相关判决往往成为“法律白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权威。
——赔偿标准过高，不利于矛盾化解。表面上看，设定高额赔偿标准似乎对被害人有利，但由于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很低，而被害方又对巨额赔偿抱有很高的期待，致不少案件中原本愿意代赔的被告人亲属索性不再代赔，结果使被害方反而得不到任何赔偿，也大大增加附带民事调解和矛盾化解的工作难度，这种情况在严重犯罪中尤为普遍。
——对《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正确理解。犯罪是严重的、特殊的侵权行为，处理犯罪行为的赔偿问题，应当优先适用刑法和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参照适用侵权责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