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刑法的规范立场，对于确定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具有何等重要意义！可以说，不同的立场决定了所提问题的不同以及回答问题方式的不同。从而，立场上的错误也将是带有根本性的错误。就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而言，如果是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来思考，那么，所提出的问题必然是：不作为对结果如何具有原因力？从而围绕该问题展开了否定说与肯定说的种种观点。但是，如果站在刑法规范的立场来思考，对之提出的问题则是：如果行为人履行了作为义务，该危害结果是否还会发生？从而得出，是否有必要将该结果归咎于行为人的不作为的结论，也即不作为与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这是两套不同的思维逻辑，对此必须予以澄清。实际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已有学者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意大利学者杜里奥·帕多瓦尼说：“刑法中研究因果关系并不是基于认识论的需要，而是出于规范的要求，即指导社会成员行为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以能否作为刑事法律上归罪的根据，来限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范围。”{10}我国学者陈瑾昆也基于刑法规范的立场，认为：“所谓不作为之因果关系，乃非问其不作为之发生如何结果，而系问如有作为能否阻止该项结果。”{11}
综上所述，由于认定刑法因果关系的目的在于，确立行为人的行为对于危害结果发生的避免（支配）可能性，从而在客观上说明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所以，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是条件说，即假设行为人选择履行了义务，结果是否就不会发生？无论是作为犯还是不作为犯，其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都是如此。在作为犯中，是“除去”作为来考虑的（如果没有该作为则不会发生该结果）；在不作为犯中，则是“附加”作为来考虑的（如果实施特定作为则不会发生结果）。二者虽有区别，但结局是相同的[2]。
（二）对有关疑问的澄清
1．采用条件说是否会不当地扩大处罚范围
条件说受到批判的一个常见理由是，该说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范围过广，会导致处罚范围的扩大。例如，按照条件说，凶手杀了人，杀人犯的母亲的生育行为也与被害人的死亡有因果关系，所以，也要对被害人的死亡负责任。但是，这一批判显然是对条件说的误解。原因有两个：第一，条件说中的原因与结果，是有特定指称对象的，即是指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条件关系，而非指任意两个事物之间的条件关系。因为，从刑法规范的立场来考虑，把实行行为之外的因素作为刑罚对象予以惩罚，起不到预防法益被侵害的效果，与刑法的规范目的不相吻合。所以，条件说中的原因仅限于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实行行为，结果仅限于符合构成要件要求的危害结果。第二，按照当代各国刑法的规定，对一个行为是否予以定罪处罚，并不是仅靠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这一个条件就可以决定的，而是在此之外，还要考虑其他条件，例如主体要件、主观要件等。事实上，其他学说，例如相当因果关系说，出于限定处罚范围的考虑所提出的“相当性”的要求，完全可以在犯罪主观要件（故意与过失）中予以考虑，从而将不具有社会相当性的因果关系排除在定罪之外。因为，如果在一般人看来，一个行为通常不会引起某结果的话，那就意味着行为人对该结果的发生欠缺预见可能性，从而不具备犯罪过失的要件，当然不能定罪处罚。所以，既使采用条件说，也不会扩大处罚范围。相反，与其他学说相比，采用条件说还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优点：第一，条件说不会过于缩小处罚范围，能够把与结果有条件关系的所有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都包含在内，而不致漏掉与结果有关的一些行为。第二，条件说能够使刑事责任的基础明确化，从而有利于法的安定性。第三，条件说根据“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公式，能够非常容易地解决因果关系问题，简便易行，利于操作，可以说在任何案件中都不存在困难。难怪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条件说会成为判例的主导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