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根据苏力的论述，美国法理学与欧美法理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即西欧的法理学是以思辨为中心，以政治法律哲学为传统，而美国土生土长起来的法理学是以实践为中心，以法官司法为中心的，司法哲学是实用主义的[25]。
在这里，笔者所分析的法官与法学者虽然分裂，但运作方式的相似的特征，其实还可以这样理解，在前面笔者已经提及：
波斯纳在分析两者处于密切合作时期时，学者们往往承担着担任法官们上诉法官的功能，在这里，学者们其实都成为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角色[26]。但是，却因为他们不投票表决，不会对当事人、社会生活其他人产生直接影响，我们就只能看到他们的分裂，他们与法官们的分裂；不过，根据刚才的分析，这种分裂是表面上的。如果我们深入法官内部，不考虑他们的表决情况，依然会看到与前述一样的情况，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创作方式一样，只不过法官的作品是判决而已。
五、探求法官与法学家的“同”与“不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普通法的特征昭示了法官与法学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还可以简单地比喻为：
一方面，在两者还没有分裂之前，法学者更多承担着法官的上诉法官的角色；在另一方面，在分裂之后，法学者则承担着相当于最高法院法官的职责。不过有意思的是，法学者的行为不会对当事人产生直接利益（或者说利害关系）影响，同时也没有时间、材料和选择问题的限制。
但是在这里，笔者还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即法官与法学家在上述分析语境中的“同”与“不同”以为本文的结束做准备（其实，上面的问题，主要在于揭示他们之间的“同”，下面不仅仅在于总结前者的“同”，更在于表达“不同”）：
首先，笔者曾经分析了法官的两大“武器”，即法条主义与政治判断[27]：前者解决常规问题，即以法律条文根据字面解释、原意解释等解释方法解决纠纷；这通常是初审法院使用的“武器”，而且也是最为常规的“武器”。而联邦上诉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虽然也不会抛弃法条主义，但更多使用“政治判断”这一武器，而且还常常将“政治判断”融入到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之中，而非之外直接说“政治判断”或者说在制定司法政策；但是，这已经是在一个非常规领域进行的司法。
如果再根据波斯纳的观点，上诉法官、最高法院法官使用“政治判断”武器时，只有在开放领域才能开始，而且当进入到联邦最高法院这个层级时，它几乎就是一个政治性法院，法官也就是一个个政治家[28]。如果进一步说，则是法官在司法时——这是一个在开放领域的司法——政治因素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它还无所不在。
上述已经表明，当上诉法官、联邦最高院法院法官在运用政治判断时，已经处于开放领域、而非常规案件领域进行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