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这方面的尝试在多方面被实施，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也在逐渐的“政策放宽”中不断拓展。2011年11月，广东省民政厅提出，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这是中国首次在社会组织领域取消“双重管理”的地方改革。2012年2月1日，上海市民政局传出消息，今年上海将探索通过“自律承诺”等方式，试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2012年1月31日，北京市民政局首次提出，今年，将探索研究推动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向业务指导单位转变，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和社会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在北京登记注册，无须再找业务主管单位，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中国青年报》就此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延续数十年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正迎来破冰期。广东、北京等地破冰尝试背后，是民政部对社会组织管理的放权。从“主管”到“指导”，简单的用词变化背后，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民间社会组织可能破解登记难这一问题。

　　政策松绑：一切还是未知数

　　放宽登记既减少了公益组织的发展限制，拓展了发展的空间，也推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央和省级民政部门的管理登记工作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如今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超过了公募基金会，如果将管理登记权限都放在中央和省级民政部门，工作量实在太大。一旦下放权力，非公募基金会能更快捷更方便地登记，这有利于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然而，喜忧参半的考虑也不是没有，《公益时报》就曾刊载评论认为，对于北京创新社会组织管理，实行门槛更低，监管更严的措施，公益领域专家大都表态这是很好的突破性的制度创新，值得向全国推广。但也对在实际操作中政策是否能真正落实感到担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田凯表示：“民政部门放开社会组织登记，税务部门对于在民政部门已经获得免税资格的社会组织是不是认可？政策的出台需要涉及到其他职能部门的协调和权力的配置。”

　　虽说放宽登记政策，如前者之担忧，当中所涉及的种种职能部门新的调整是否能及时跟上步骤？是否能真正落实？应该是“道阻且长”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史柏年说，对于北京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是否会落到实处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从中国的情况来讲，政府过去工作的惯性，还是习惯于直接提供服务，怕社会组织过多参与会减弱政府控制管理的能力。所以如果创新只是引进一些概念，赶个时髦赶个风头，而无法从根本上认识到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创新就难免会流于形式。要真正创新，政府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政府不能自己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只有裁判员和运动员分开，政府应负责任地去扶持这类组织的发展，弥补政府在某些领域的空白和不足，才能使创新真正落到实处。北京市残联社会办负责人就表示：“残疾人社会组织的登记转型，有些区县进行得非常好，有些确实不行。”而且主管单位和社会组织应当承担同样重量的责任。“我们特别说明，社会组织是有独立法人的单位，主管单位尽责后，如果社会组织仍出了问题，法律责任是由社会组织来独立承担的。”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说，下放非公募基金会审批权，应该被看做政府对于民间慈善事业松绑的一个举措，但国内公益慈善环境的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其他配套措施。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田凯教授说，这四种类型都是能够提供公共社会领域服务的社会组织，没有政治敏感性，也没有其他权利的诉求，施行分类登记管理既缓解了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压力，又满足了社会的需求。“这种分类管理是多年来学者所一直倡导的，这次政府能够采纳分类管理的建议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