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九条“权利不救济”的做法是否合理，笔者先不进行评价。因为对于本条会造成“男方生育权受侵犯”的观点，笔者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在出现了妻子要求中止妊娠而丈夫不同意终止妊娠的情况下，如果不支持男方的损害赔偿请求就被理解为法律“伙同”女方侵犯了男方的生育权，那么假如支持了男方的请求岂不意味着法律成为了侵犯女方生育权[3]的“帮凶”?由此形成的状态是:法律首先不能消极地不作为，但无论作为是表现出怎样的态度，必然会有一方的生育权遭到侵害。夫妻间存在矛盾的前提当然不能视为法律出现尴尬状态的成因，而使法律规范陷入二难处境，则是配偶间生育权冲突理论重大的逻辑漏洞，也是生育权冲突体系无法逾越的现实障碍。因此，对于本条解释而言，我们在对其价值取向和具体手段的合理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应当讨论的不是生育权是否受到侵害的问题，而是配偶之间的生育权究竟如何设定的问题。而要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则要从生育权的基本概念谈起。

　　二、生育权的基本内涵及内容

　　(一)生育权的概念和性质

　　在社会学范畴内，“生育”的内涵囊括了求偶、结婚、生殖以及抚育等各种人类活动。作为人类延续、社会发展的基础，生育这一人类自身的繁衍活动被恩格斯看作是社会生产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4]在这一层面上，生育属于恒久的人类活动，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演进，生育在人类社会的角色定位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生育从原始社会的既非权利也非义务的自然阶段，发展到受社会强制的义务阶段，并进而走向了由自然人自己意愿所决定的权利阶段。[5]

　　由此可见，尽管生育在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是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生育权的概念却只有在生育从义务性向权利性转化完成之后才可能出现，并从这时开始让生育正式成为由法律授权并保护、由个人自由支配的自然人利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尽管在现代社会生育行为表现形态的复杂性等因素使得我们很难用简短的语言全面概括生育和生育权的全部内涵，但以法律授权和权利行使为核心，我们可以将生育权定义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公民基于合法婚姻而享有的决定是否生育子女以及如何生育子女的自由”[6]或“个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决定生育或不生育子女的权利”。[7]

　　于是，作为自然人的一项民事权利，生育权以其鲜明的特点而具有明确的权利类型归属，并具备以下显著的性质和特征:

　　(1)生育权在本质上是一项绝对权，具有显著的支配效力和排他效力;(2)生育权需要由强行性规范加以调整;(3)生育权可以积极实现，也可以消极实现;(4)围绕生育权可能存在多个法律关系。

　　(二)生育权的内容

　　通过对生育权部分特征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基于生育权本身所具备的属性以及基本的社会功能，生育权应当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生育决定权。作为一项典型的绝对权利，权利人可以自行使用、处分其固有权益是生育权应当首先具备的核心内容。在这一内容的指引下，权利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生育权的实现方式，并采取与之相应的民事行为。

　　2．生育信息知情权。该项权能可以分为公法上的知情权和私法上的知情权。前者是指权利人有权知晓“与生育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国家允许或推荐使用的生殖服务技术、与生育相关的知识等”;[8]后者则指自然人对共同行使生育行为的民事主体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有关的身体状况、是否采取了与生育意愿相关的措施、是否受孕及孕后情况等信息的掌握。[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