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事解释之二：大国何求？
（一）美国何求？
众所周知，美国对安理会1593号决议投了弃权票。所不同的是（一如既往），官方立场以激烈的答记者问的方式充分展现世人。[11]显而易见，美国对该决议的表决并不轻松：
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原因很清楚，那就是我们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一贯立场。我们的行动结果表明，我们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没有改变。（第6段）
我国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相当困难。就国际刑事法院本身而言，我们确保了我国政府和美国公民的利益。我已经说过，我们没有改变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我们并不认为法院有权管辖非《罗马规约》缔约国的国民和官员。（第10段）
我认为，我们获得了实际上是判例确立式的（precedent-setting）确信。我们的确信是：必须明确地承认这样的国家立场——未经我们同意，或者没有向安理会提交情势，[12]《罗马规约》的非缔约国（例如美国）国民，不能接受法院管辖。（第11段）
决议代表对美国公民的广泛豁免，我们以前就能做到这样[13]……这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我国政府和国务卿赖斯没有改变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我们不是它的缔约国，我们也没打算成为它的缔约国，所以我们的行动准则只有一个：如果国家决定不加入条约，它就不受该条约的要求限制。（第12段）
在吐露沉重心声的同时，该声明异常清晰地显露出这样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所以不能投赞成票）；第二，美国通过投弃权票（没有行使否决权）使决议通过，是因为美国国家与国民利益不会因此而遭遇诉讼危险。站在国际刑事法治的立场考察，这两条理由都不甚光彩。但是，仔细品读该声明，我们还会发现些许光彩之处：
在过去的两周内，安理会一共连续通过了三项重要决议。我们主持并赞同了前两项，弃权了第三项。第一项是呼吁联合国派遣一万名维和人员帮助落实《南北和平协定》，[14]第二项是对嫌疑官员的旅行和财产进行制裁。[15]第三项就是本决议。（参见第1-4段）
由此可见，美国在缔造ICC未来外围环境方面还是显示出主力军的作用，这对于ICC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只要美国不作梗，尤其是还能帮些大忙，ICC的正常运行就基本不会遭遇大问题。换言之，美国是拿“大棒”威慑苏丹接受ICC制裁。由于检察官高度自立，因此，对于“公正司法”而言，美国的政治协助意义是实质性的。这在“答问”环节更有突出体现：
问：伯恩斯国务卿，这是一个愚蠢问题。苏丹是当事国，我们有什么信心能够肯定苏丹会把自己的国民送交法院审判呢？（问答第4段）
答：很好，我现在认为这又是一个中肯的问题。现在问题已经交到安理会，我们是常任理事国，我们会与苏丹政府一道努力，使他们听从三个决议安排……它们发出了来自联合国的强烈的和强大的信号，美国始终站在前线，我们将会监视和工作……（参见问答第5段）
答：我们还在今天通过国防部与苏丹领导人保持联系，通告这三项决议的全部含义，特别是在昨天晚上，我们劝告苏丹政府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决议，苏丹现在也决定开始合作。（问答第11段）
美国对第三项决议投弃权票，然而它随后不但不反对落实，相反却一并鼎力推行，没有例外。当然，美国最终投出弃权票，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这项法国[16]决议在昨晚十点30分付诸表决。（第5段）
由于一些欧洲国家在安理会角色重要，促使我们达成一致，所以最近赖斯频访欧洲，她才能与一些部长建立实质性关系，跨大西洋关系的环境得到改善。（第15段）
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美国与欧洲距离明显拉大，特别是与法德俄的关系，尤其是与法德关系。法国是欧洲的中心，英国是美国的死党，两者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法此次联手动议提交情势，俄罗斯赞同，中国弃权，已经是三比一格局。为了改善与欧洲的关系，减弱单边主义色彩，美国投弃权票看来还有“国家外交战略调整”的意味。如此说来，苏丹的不幸还要归咎于伊拉克泥潭：如果美国在伊拉克战事顺利，必然趾高气扬，很可能会在安理会继续逞强斗狠，一“否”了之。ICC最终能够破例显示一下“英雄本色”（对非缔约国动用刑罚权），不知要感谢多少难测的“政治”变数。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国际刑事法治的正常现象吗？政治变数决定司法走向，无论如何不是司法的题意。
但是，问题远未就此了结。一如既往，最精彩、最难堪的还是激烈问答。在这种激烈碰撞中，作为局外人的我们也同时得到心灵宣泄。没有哪种碰撞会比这种碰撞更令人兴奋，尽管不一定完全“解恨”。我们先来观察第一回合。
问（乔治）：不久前，Pierre Prosper曾经说过，由于目前正在进行其他使命，没有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苏丹的份儿，因为如果它这样做的话，就一定会被舆论淹没（burst at the seams）——这是他的原话——你怎么看？（问答第1段）
这一提问切中要害：对于安理会“五大国”而言，“弃权”就等于“同意”，这已成为惯例。因为“弃权”就等于“让决议通过”。[17]这就与国家的一贯立场相左。乔治的提问还从Pierre Prosper切入，也可能另有含义：“其他使命”（非司法手段）是不是“不灵了”？这种怀疑容易验证：第1593号决议之前的至少9个决议[18]和三个“和平协议”[19]均告失败。
答：你知道，在过去的几周内，我们不得不面对艰难抉择。我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这你知道，乔治。在联合国的圆桌上摆着多种方案：为了审判那些罪人，那些所谓战犯，究竟应当向法院提交什么情势。非洲国家动议，希望能有一个非洲法院。[20]一些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动议使用国际刑事法院——我想在安理会现在的成员国中至少有9个[21]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混合（hybrid）法庭，或许这样可以创设一个新机构，它既能深受非洲理念激励，又能与联合国保持某种关系。（问答第2段）
我们充分讨论了所有方案，我们本可以通过一个混合法庭决议，这是一种理想模式。但是在最后的时刻，用以表决的唯一动议就是使用国际刑事法院，所以美国的决定就变成：一方面，如何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不能允许法院侵犯美国公民，但是另一方面，还必须解决苏丹的正义问题，这个问题更重要。国务卿和政府其他官员都一致认为，在国际社会以一种声音解决苏丹的正义问题，美国必须参与，这一点相当重要。我想我们已经设法做到了，与此同时我们又保护了我们的维和利益和美国公民免受法院侵犯。
这里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生动启示：对于国际刑事法治秩序而言，特别是对于ICC而言，国际化或混合法庭究竟在扮演何种角色。这种特别法庭的“长处”被学者们发挥到极致，甚至被认为是国际刑事司法“最新趋势”，而且似乎都是针对ICC的弊端而来的。[22]的确，在ICC属国管辖不能（不能管辖非缔约国）、属时管辖不能（不能追溯既往）情况下，特设法庭确有裨益。但是，特设法庭并非全是“优势”，其弊端也相当严重，塞拉利昂法庭、东帝汶法庭、特别是柬埔寨法庭的弊端，都已远远超过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23]苏丹情势没有属时管辖障碍，安理会提交情势也会降低甚至扫除属国管辖障碍。美国如此积极推介混合法庭，对于排挤ICC而言，其分化作用显而易见。加之其固有弊端，混合法庭模式的真正价值似乎不可轻下结论。我们再来观察第二回合。
问（巴巴拉）：他们不是缔约国……（问答第6段）
答：请言谈谨慎……（问答第7段）
问：他们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的国民）吗？（问答第8段）
答：……（问答第9段，谈论其他“敦促”问题）
……（问答第10段，谈论其他“敦促”问题）
……（问答第11段，谈论其他“敦促”问题）
问：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们不是条约缔约国（的国民）、因此可以任何方式接受法院管辖吗？（问答第12段）
答：苏丹会服从联合国……（问答第13段）
这种答非所问与扼要回答证明：美国不想公开讨论《罗马规约》能否或应否对非缔约国适用的问题，至少是在苏丹案件中如此。回答者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把皮球踢给“联合国”，但是非常聪明，没有特别提及“安理会”。一般而言，此一回合可以告一段落。但是，这是美国式问答，不但没有就此停止，反而越演越烈：
问：他们不是缔约国（的国民），也就是说，他们与美国一样。我想你的立场是，没有缔结条约的国家不能接受该条约的管辖。所以我的意思是——是不是应当一视同仁？（问答第14段）
答：通过弃权，美国现在已经清楚地向苏丹政府发送直接的信息：鉴于苏丹情势所具有的特别严重的性质，以及多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他们需要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与联合国合作，三个决议已经以相当激烈的方式发出信息，他们应当听从。（问答第15段）
非常遗憾，尽管问者穷追不舍，问者和我们最终都没有得到明确答案。这与中国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可见中国的弃权是真反对。同是弃权，含义可能完全不同。无论如何，美国在此不可能做出ICC没有管辖权的解释。尽管如此，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火药味儿越来越浓：
问：我想换一种方式请教巴巴拉问过的问题。你把国际刑事法院描述为一个具有审判能力的国际法院，我想这可能是我听到过的美国官员评价国际刑事法院最好听的话了。那么如果它有能力解决苏丹（不是缔约国）暴行的话，为什么它就没有能力解决与美国人有关的事情呢？（问答第16段）
这一提问可谓一箭双雕：一是追问决议为什么会有双重追诉标准， 二是讽刺美国本身的矛盾心态。两层意思也是不分表里。就苏丹情势而论，这种提问也并非是文字游戏。联合国派驻苏丹的维和特派团人员确有被指控从事“性剥削和性行为不端”者，尽管秘书长和安理会都认为对此应当采取“零容忍政策”，[24]但是根据第1593号决议，处置主体并不统归I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