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裁判者个体决策能力的方法，除了在选拔阶段要有严格的甄别机制之外，后期的培训和考核是改善法官个体决策能力的有效方法，即法官应当持续接受裁判决策能力的测试和改善计划。我国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培训条例》规定法官的培训分为：预备法官培训、任职培训、晋级培训和续职培训。从规范的角度来看，现在的法官培训要求比较明确，内容更加务实。但是从实践的情况来看，由于师资、目标及方式等方面的原因，现在的法官培训更多的是一种弥补法律专业知识不足及诉讼操作规范不熟的补习培训，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训练和培育法治思维的人格养成。有学者早就指出：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审判程序的规程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只是个法律工匠，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当今训练法律工作者的重大必要性，在于人们对下述问题的认识有了相当的发展：当代社会的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法律工作者在解决这些问题和运用这些制度的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从职业上参与解决那些法律工作者处理的重大问题所需要的技术等问题。”[29]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要求法官等法律工作者在法学领域具有博学的知识，而且还要极为精通历史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具有足够的理论知识，能够作出批判性判断和迅速适应新的形势、解决在现代世界中不断发生的问题的能力，这样，“紧张关系就会得到缓和，社会进化的实现也会伴随更少的摩擦”。[30]我们的培训正是要通过相关领域的知识更新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和法治思维的意识养成来实现裁判决策能力的有效提升。
对于人民陪审员的决策能力问题，首要的是明确陪审员参与裁判的功能定位。如果定位于满足民众参与司法的诉求，那么就应当从扩大陪审员的代表性和随机性入手，借鉴英美的陪审团制度，降低我国目前陪审员的学历门槛，改申请或推荐方式为一定范围的随机抽取，陪审员只负责事实问题的裁决；如果定位于决策正确，即发挥民众的智慧专长，弥补法官某些专业知识的不足，那么可以考虑引人专家陪审制，即在法官审理某些专业性很强的案件时，可以从相关的专家库中抽取若干专家作为陪审员参与裁判。无论如何定位，陪审员的选取都应当是一定范围的随机抽取，具有临时性的特征。
5．明确法庭决策目标，设置不同集结规则。法庭决策目标不明造成评议、表决的随意性及社会化倾向的出现，因此改革的首要措施就是在立法上明确和细化法庭决策目标。首先，要厘清判决、裁定和决定适用的目标对象与程序。笔者建议：实体问题的决策采用判决形式，其应当属于合议庭决策的目标对象；直接涉及当事人利益的程序问题的决策采用裁定形式，其也应属于合议庭决策的目标对象，但一般无需经过庭审辩论等程序；纯粹涉及诉讼手续、诉讼指挥的决策问题采用决定形式，其一般由审判长个体决策，不作为合议庭决策的目标对象。其次，要根据不同的诉讼目的，细化各类判决的决策目标。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依法解决民事纠纷。虽然民事纠纷的现实形态多种多样，但在理论上可以根据诉讼请求的目的和内容抽象成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和变更之诉。不同类型的诉讼标的应当设置不同的决策目标。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具体而言，首先是定罪问题，然后是量刑问题。在定罪问题上，首先是被告人受指控行为的实施是否得到证明；其次是该行为确系被告人实施是否得到证明；再次是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及罪名；最后是被告人对该犯罪的实施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在量刑问题上，首先是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应否受到刑罚；其次是是否存在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的情节；再次是应当处以何种刑罚。此外，如果存在附带民事诉讼及赃款赃物的，还应当对此作出处理。[31]
在明确了决策目标之后，应当根据不同目标设置不同的集结规则。一般而言，刑事案件的集结规则要比民事案件的集结规则严格；定罪表决时的集结规则要比量刑表决时的集结规则严格；死刑案件的集结规则要比普通刑事案件的集结规则严格。这与学界所推崇的证明标准的层次性问题有不谋而合之处。但证明标准是一个靠个体内心体验和把握的主观确信状态，无法通过外在的工具进行测量或判断。笔者认为，通过合议庭集结规则的变化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证明严格程度的可控性。例如，刑事裁判与民事裁判证明严格程度要求的差异性可以通过提高同意比例的要求来实现。同样，死刑裁判与普通刑事裁判证明严格程度要求的差异性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举例来说，如果采用5人制合议庭，那么民事裁判的集结规则可以采用3/5的多数同意规则；普通刑事裁判可以采用4/5的多数同意规则；而死刑裁判则可以采用一致同意规则。需要说明的是，合议庭集结规则的变化与合议庭的规模存在一定的联系，即合议庭规模必须达到一定人数，为集结规则的变化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