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交互方式，即群体成员间如何进行决策意见的交流、沟通与修正。在群体决策的分类中虽然存在无“交互”过程的情形，但是典型意义上的“群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个体为达到特定目标而组成的联合体，[10]即群体决策过程中应当存在促成相互“影响”、“依赖”的交互过程。群体决策的优势是能够集思广益，分享个体成员不同的信息、观点、判断等，作出优化的判断与决策。因此，群体成员间的交互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群体决策能否实现优于个体决策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取了何种交互方式。交互方式一般包括确定群体交流的组织者、群体成员信息及观点的表达方式、顺序及其他成员的回应等。学者们对群体决策的交互方式也提出了很多的方案，常见的如德尔菲法、名义小组法、头脑风暴法等。[11]各种方案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体成员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了解其他成员的想法，并提供机会修正自己的观点。
6．集结规则，即群体如何将成员个体的判断与决策集结成群体的意志，作为最后群体的决策结果。常见群体决策集结规则有一致同意规则、多数同意规则等。一致同意规则又称一票否决规则，是指只有经过所有群体成员的一致赞同或者不为任何群体成员反对的方案才能作为群体决策方案的集结规则。一般而言，在决策对象涉及成员或他人重大利益时多采用该规则。例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中的表决、欧盟对财政预算议案、修改有关欧洲中央银行体制的协议等重大事项进行表决以及陪审团在裁决案件时通常采用一致同意规则。多数同意规则是指群体决策方案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集结的规则。根据多数是否过半的原则，多数同意规则又可以划分为简单多数规则和绝对多数规则。前者是不过半的多数规则，后者是过半的多数规则。绝对多数规则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广泛，体现了多数人的民主。根据决策人数及决策问题的重要性等因素绝对多数规则又可以设定1/2以上多数规则、2/3以上多数规则、3/4以上多数规则等。总之，设置不同的群体决策集结规则主要是为了协调各方利益，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7．时间，是影响决策绩效的又一重要因素。对于复杂问题决策者往往需要认真思考，群体间的沟通、交流需要时间，群体成员决策判断的集结过程同样需要时间，决策时间如果太紧，容易造成交流不充分、信息过载、压力过大，从而导致从众或草草了事，决策时间过长则可能引起不适情绪或社会化倾向，影响决策效率和评议效果。那么究竟多长的决策时间才是合理的呢？这取决于决策的目标或任务的性质，即决策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例如，对于选举人异议是否成立的决策判断应当在选举开始前完成，否则就会带来新的问题；对于被告人是否应当处以死刑的决策应当给予较为充足的决策时间，因为生死攸关，一旦决策失误就再也无法挽回。
8．外部环境，即群体成员进行决策时所处的空间自然环境和所受的社会干扰状况。群体决策需要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进行，良好的外部空间环境有助于群体成员认真地思索、充分地交流、理智地判断。一般而言，群体决策的空间应当相对独立、安静，不受外界侵扰。群体决策时的空间位置安排对决策效果也有影响。实验发现，凡是平等排列座位，而不突出组长的群体比突出组长座位的群体作出的决策质量要高，而且决策时间较短。[12]群体决策的外部环境还包括群体决策时所受的社会干扰状况，这对群体决策的绩效有更为实质的影响。群体成员如果不能根据自由意志和群体讨论结果进行判断与决策，那么群体决策就会失去意义。决策前夕需要听取利益相关人的声音，但是在决策进行时却需要一定的社会隔音空间，以便群体成员根据自由 意志和群体讨论结果作出理智的判断与决策。
二、我国合议制裁判存在的缺陷
合议制裁判是基于群体决策的优势而确立起来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裹挟群体决策固有的风险。我国合议制裁判的立法和司法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群体决策发挥优势作用的条件和风险化解的方法，造成了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以下笔者运用上述群体决策绩效分析方法，逐一考查我国合议制裁判存在的深层缺陷。
1．决策目标模糊。裁判从本质而言是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但是在纠纷解决的总体目标之下仍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裁判可以分为判决、裁定和决定，一般而言判决是就实体纠纷作出裁断，裁定是就程序纠纷作出裁断，决定则是对诉讼中的特殊问题作出裁断。但是我国立法对此规定得较为模糊，例如，法律规定的裁定事项既有程序问题也有实体问题，既有事实问题也有法律问题，这些不同事项是否是合议庭决策的目标，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各式各样的“灵活掌握”。同时，由于法律对裁判决策目标设置的原则性，导致了实践操作中的混乱。例如，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合议庭对“案件”进行评议表决，但未具体说明“案件”包括哪些内容，是不是所有案件的细节都要进行评议表决。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合议庭评议后作出判决的三种方式及其条件，但对于评议表决的具体对象仍然不明。[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