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观点的原本旨意是否定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由“国家本位主义”所滋生的轻视私权的封建专制传统，但却忽略了中国古代事实上存在的民事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本土中自然生存的“习惯法权”。[10]诚然，中国历史上确因地理上的内陆环境、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政治上的等级特权、文化上的专制主义，造就了淡漠私权、阻滞民商、义务本位、公法侵扰等不利于现代民法创制的性格，但当代社会业已阐发的权利要求足以消蚀历史留下的残迹。{9}（第2-5页）如果我们抛弃传统习惯中的糟粕，汲取其精华，并将其贯彻于法律制度的创制，必然有益于中国法律的民族性品格的张扬。
[二]习惯蕴含着有益于法律创制的伦理精神
一般而言，“法律伦理主义”精神属于地处东方的中国社会所特有，而西方社会不可能自发地生成。东方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国家与社会的有限分离，国家成文法与社会习惯的有机结合，政府权能与民间参预的有机联系，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的相互弥补，必然制约东方法律类型的生存与构造。法律伦理主义恰是在这种社会特殊因素中的法权表现，而西方长期市民社会的历史运动，必须造就出法律形式主义架构。{4}（第179-197页）
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尤注重追求信念意义上的法律伦理，将法律作为道德上正义性的追求手段。传统中国的伦理精神，主要通过习惯体系中道德的地位、调整模式及表达方式予以体现。[11]一是“法德共行”。这一伦理精神主要凝含在前述的“习惯自在调整”模式中。法律和以道德为内核的习惯，并行共进，互相弥补不足，相辅相成，共同实现社会调整之目的。在一定社会领域内，国家时常放任习惯调整模式的功能发挥，这恰是一种国家社会良性互动的雏形。二是“法德相融”，即国家立法者将以道德为内核的习惯纳入法律规范之中，转变为习惯法或内含习惯的成文法规则。这一伦理精神，既贯彻于“法认同德”形式，也贯穿于“以德入律”形式，即前述的“习惯法模式”和“习惯成文法”模式。在上述两种伦理精神的表现方式中，都可以体现出法律伦理主义的精神意蕴，习惯所凝含的传统礼治主义、泛道德主义、人治主义，不仅在“法德共行”方式下有多种体现，而且在“法德相融”方式中，也有丰富的表征。
传统的法律伦理主义虽是一种家族本位和君权本位的表征，但对当代法制建设，尤其是民事法律的创制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所表露出的追求实质正义的“法律人文精神”，“对世俗、习俗的适应的理性法律秩序”和“修己安人的社会衡平意识”，对造就新型的民法精神，具有非凡的价值。{4}（第194-196页）
“法律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在“法德共行”方式下，国家没有将社会关系的调整领域全部交给法律制度，而是让习惯及道德调整占据相当广泛的领域；[12]另一方面，在“法德相融”方式中，法律人文精神突出了习惯规则在法律中的渗透，突出了“道德”、“仁”、“义”为本体的个人信念伦理系统。尤其是“以德入律”往往成为法律与道德密切关系的重要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