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督抚坚持原拟的案件，刑部若认为案情事实已经查清，但原拟适用律例不当，则会直接改拟。譬如，“沈阿全戳伤谢新瑞身死一案”{1}(P.412-415)，基本案情是：谢新瑞在沈阿全所有的山上耙取松毛，被沈阿全发现喝止并将其已采松毛倾倒，谢新瑞便用竹耙向殴，后争扯中沈阿全松手致谢新瑞摔倒碰伤，后不治身死。原审“将沈阿全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杀，以斗杀论，斗杀者绞律，拟绞监候”。刑部认为，“谢新瑞偷取松毛被事主撞获，并不畏惧逃避，辄用竹耙先殴事主，即系持杖拒捕”，原拟“徒严事主擅杀之罪，转略贼匪逞凶之情，援引既有不符，即情罪未能允协”，遂驳回。浙江巡抚重审后认为，持杖拒捕主要适用于黑夜无故入人家或者白日人人家偷窃财物情形，本案谢新瑞在旷野采摘松毛系民间常有之事，定拟持杖拒捕不妥，仍持原拟。刑部后来仍然坚持谢新瑞具有争斗情形，遂直接依斗殴杀人律改拟，拟绞监候，并得到圣旨批准。这种情况下，如果刑部不直接改拟而是再次驳回，则就转为二驳案件。
2．驳回后督抚对原拟进行修改的案件。此类案件在程序上与前述并无区别。《驳案新编》中最多的是督抚遵从部驳改拟后，得到刑部同意并报皇帝批准的案例（182例），可见此种程序占据主导。譬如，“刑律·贼盗”篇所载“洪方来等商谋抢夺、殴伤贺清瑞夺取银物一案”{1}(P.163-167)，本案中洪方来等人认为被害人张载系假冒官员，抢夺其财物可以不用担心控告，遂抢走银物并殴伤张载，巡抚原拟认为案件性质为抢夺伤人，并照此拟断；而刑部则根据律注“人少而无凶器为抢夺，人多而有凶器为强劫”，认为原拟定性错误（应为强劫）遂驳回，后巡抚接受了刑部建议，依照抢劫重新拟断，得到刑部认可，并经皇帝批准结案。此类案件中，刑部在分析原拟所存在的问题时，往往就案情事实或者定性评价给出自己的意见，对督抚重审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有些案件在刑部作出驳回处理后，皇帝会提前对部驳表示认可，而督抚则会毫无异议地接受刑部意见进行改拟，因为皇帝的意见就是案件最终审判结果的提前发表，此时坚持原拟无疑是违抗圣命。譬如，“刑律·人命”所载“李张氏拒奸误伤本夫李东海身死一案”{1}(P.354-356)，李东海贫困图财，诱使赵三与其妻张氏通奸，被张氏拒斥；后张氏夜间将本夫李东海误认为图奸之赵三而戳伤致死。原拟将“李张氏依妻殴夫致死律，拟斩立决，声明李张氏黑夜拒奸，误伤伊夫身死，并非逞凶干犯；赵三拟杖”。刑部认为，李张氏犯时不知，“自应依拒奸殴毙图奸之人拟断，始与律意符合”，因而驳回。刑部先行具题后，圣旨便指示：“部驳甚是，依议。”巡抚接到部驳后，便当即表示“前将张氏拟斩立决，诚如部驳，实未允协”，并依照刑部的意见改拟，获得同意。可见，驳审制度中，皇帝的“判权”无疑能够直接对各级地方官员的“拟权”产生强大的行政式的控制力。
至于督抚经过改拟，刑部仍然进行再次改拟的原因主要有如下情形：(1)刑部原先并未给出完整的意见，督抚改拟后刑部认为部分内容律例适用仍有问题，则会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直接改拟；(2)督抚对刑部意见只是部分接受，刑部若仍然坚持原先意见，则可能会直接改拟；(3)也有一些案例，通过再审案情有一些新的发现，刑部认为有必要对督抚已经改拟的意见，再进行修正。不论哪种情形，程序上并无差异。譬如，“李修文之妻张氏坟墓被刨，获贼张良臣一案”{1}(P.215-218），基本案情是：李福奇起意盗墓，张良臣表示同意，后李福奇未参与刨坟也未分赃；张良臣约毛良儿同往盗刨张氏坟墓，但财物只被张良臣一人获得。原拟认为，“李福奇应请比照强盗造意不行又不分赃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拟满流”，“张良臣、毛良儿俱合依偷刨坟墓为从之犯，开棺一次者，发附近充军例，应发附近充军，仍照新例给绿旗兵丁为奴”。刑部认为，本案张良臣应当按照临时主谋为首论，李福奇、毛良儿均应为从，遂驳回。巡抚接到题驳后，同意张良臣应为首犯，“改照发掘他人坟塚见尸律，拟绞监候”，李福奇“改依教诱人犯法与犯法人同罪，至死减一等律拟流”，毛良儿仍照原拟拟军改遣。刑部接到巡抚改拟意见后，同意对张良臣、毛良儿的拟断，但不同意对李福奇的拟断，认为“一事两例，情罪未协”，直接“改照谋窃谋强临时不行，不行者系造意，若不分赃为窃盗从罪，减主犯绞罪一等，拟满流”，并经皇帝批准结案。基本上可以判定，只要刑部认为原审已经将案情查实，则刑部对判决的拟断便具有了比督抚更强的发言权，除了作为专业司法机关在专业上的“自信”之外，与刑部作为中央行政机关的优势地位也是存在关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