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转型中国暴力维权的普遍化

徐昕

　　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各种冲突大量出现，矛盾错综复杂，化解纠纷因而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尽管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时代主题，但暴力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类社会，转型时期更是暴力的多发期。在征地纠纷、拆迁冲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物业纠纷、劳动争议、医疗纠纷等冲突中，当事人相当普遍地诉诸暴力维权。有的为讨个说法而放火，有的为寻求公道而绑架，有人为权利而自杀，有人为权利而杀人，如此种种，不一而论。暴力维权已成为转型中国纠纷解决的一项重要特征。

　　暴力维权何以普遍化？是社会政策的过度不公，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社会不公的日益突出，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还是当今中国缺乏理性的纠纷解决机制，抑或是转型时期种种因素的综合？应认真对待暴力维权的普遍化，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并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

　　我曾经做过一项有关农民工“以死抗争”的研究(《二十一世纪》2007年第2期)。转型中国农民工为权利而自杀的现象频繁发生，其深层原因是社会严重不公，直接原因是农民工的权利不能获至适当救济。农民工权利救济的逻辑是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为权利而自杀，其主要方面是一个符合经济逻辑的理性选择，但也是一项极其昂贵且成功率偏低的行动。它主要是一种策略行为，是农民工以生命为赌注的社会控制机制，但又非纯粹的策略。在批判社会不公和制度缺陷的基础上，我从农民工权利救济和权益表达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目前我从事的一项研究，试图以医疗纠纷的解决为例，切入转型中国暴力维权普遍化的主题，即从医疗纠纷解决中发现医疗暴力普遍化的现象，从医疗暴力中观察到不信任的关键因素，随后提炼出“暴力与不信任”的概念性命题和分析框架，以此解释不信任如何导致医疗暴力以及不信任何以产生，进而讨论重建信任的对策，主张立足制度建设，从激励与惩罚切入，着力于培育过程导向的信任，最后切入转型中国暴力维权普遍化的问题。

　　医疗暴力泛指医疗活动引发的暴力行为。其实质是一种私力救济行为，是患方自行处理冲突的纠纷解决机制，是通过暴力维权和实现私人正义的权利救济机制，也是一种以暴力威慑和制约为核心、高度分散、私人执法的社会控制机制。当前，中国医疗暴力的现象普遍。2005年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全国270家医院的调查显示，全国73.3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其家属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61.48%的医院发生过病人去世后，家属在院内摆花圈?烧纸?设灵堂、纠集多人围攻?威胁院长人身安全等事件。对上海市普陀区某三甲医院的实证调查，通过网络收集的2000至2006年100宗医疗暴力个案，也表明了医疗暴力的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