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该条款立法目的虽好，但却是一个没有违法后果以及违法责任追究、不具可操作性的“裸奔条款”。因为，辩护人的证据开示义务既然是一项法定义务，那么，违反该义务理应遭受法律制裁，如此方能保证该条款在实践中得到有效遵循。但问题在于，本法条并未明确规定违反该义务的法律后果，那么，实践中辩护人一旦违背上述义务，未将上述三类证据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则是否以及如何加以制裁？例如，对于应当开示而未开示之证据，是否即丧失证据资格而不得在后续程序中提出（证据失权）？在在皆不明确。

　　笔者认为，鉴于辩护人违反特定证据开示义务，仅导致诉讼无法及时终结，违法后果并不严重，因此，不宜以证据失权作为其程序违法的后果。实践中遇到类似问题，对于非律师的辩护人，可以责令其改正、命令其立即开示；对于辩护律师，则可将其视为违背律师执业义务和职业伦理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建议司法行政机关视其情节责令其改正或予以警告、罚款、停止执业等处罚。对此，《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应予明确。

　　与此类似的还有，《草案》增订第七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决定，应当立即执行。执法人员对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决定，不严格执行，贻误案件办理的，依法追究责任。”本条规定其实仍属裸奔条款，因为，所谓“执法人员对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决定，不严格执行，贻误案件办理的，依法追究责任”，仍停留在实体责任追究层面，违反程序法的责任并未在立法中得到明确体现。这实际上也是学界所谓“程序性制裁理论”的盲点与无力，因为，对于公安司法机关在程序上的消极不作为行为，程序法上除了加强法律监督，其实很难有更为妥当的办法来督促其积极履行职责。因此，为防止本条款在实践中成为程序法上的裸奔条款，本条应当增加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执行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决定的法律监督；公安机关的执法人员对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决定，不严格执行，贻误案件办理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指令公安机关立即执行，公安机关接获通知后应立即执行。

　　三、条文“错位”

　　如前所述，《草案》规定了近亲属拒绝作证权，但该条立法上最大的问题在于，仅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审判阶段享有出庭作证的豁免权，从而留下一个“盲点”，即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可否要求其接受询问？从域外立法例来看，近亲属既然享有作证豁免，当然就有权在侦查阶段拒绝侦查机关的询问，如此方才可以称为“拒绝作证权或作证豁免权”。为避免实践中出现争议，建议将“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但书规定，移至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即“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