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利益衡量作为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在审查社会保障行政行为时，解决法律规定不明确、法官缺少裁判依据的难题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论。但解释者针对个案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毕竟是一种主观性较强的行为，如何在保证法官能动司法、促进裁判的良好社会效果的同时，防止利益衡量被肆意滥用，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防止利益衡量被滥用，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要明确适用的前提。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需要进行利益衡量，对于那些案件事实清楚、法律规范明确的，可以直接运用传统的三段论。只有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或虽有规定但推导出的结果不妥当时，才启用该方法；

　　第二，要严格遵循公平、公正、透明的程序进行。实体的妥当性和程序的合法性是并存的。为了使利益衡量的结果正当，应从技术层面为裁判提供价值判断的方法，设计符合思维逻辑的程序。在操作中，既有法官独立审判的成分，又有保证裁判合法合理性的规范。每一过程都应充分透明、公开、公正，法官应对整个思维过程和结论作出说理和论证，阐释发现利益、确定利益位阶等理由，以使裁判结果为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所接受。为防止法官个人的擅断，利益衡量过程应受审判组织（如合议庭、审委会等）的监督；

　　第三，在利益衡量时，要克服恣意，保证案件的妥当性，必须遵循利益的层次结构的规律。法官在判案过程中应遵循这样一种思维过程：以当事人的具体利益为起点，在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联系群体利益和制度利益，特别是对制度利益进行综合衡量后，从而得出妥当的结论，即对当事人的利益是否需要加以保护。[13]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进行衡量就应当在特定的法律制度中进行，也只有在这种特定的制度背景中对各种不同的利益进行衡量，才能获得妥当的裁判；[14]

　　第四，利益衡量不能超越法律。利益衡量提供了一种思考方法，它更有助于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但是，并不是说实质判断可以取代法律，特别是在适用法律原则时，因为法律原则指向不特定的行为与事实，因而具有极宽的涵摄面和极高的包容性，法官应反复进行利益衡量，充分论证。法官在利用法律原则进行实质判断时，需要依其系统的法律学问和职业技术，去检验和实现实质判断，利益衡量起始于实质判断，经在形式和实质之间反复、试错，“形式正义”（法律规则）去矫正实质判断的偏差，限制法官恣意，并最终落脚于法律形式。[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