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执行的“主动”贯穿于执行的全过程。具体而言，在执行程序启动环节，对业已生效并超过履行期限且债务人没有自觉履行的法律文书，在事先征得债权人同意的前提下，由审判庭主动移送执行庭立案执行，无需等待债权人另行申请。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机构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主动采取合适的执行方式，积极推动执行进程，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执行到位。有论者曾将主动执行概括为“四主动”，即主动告知、主动征询、主动启动与主动推进。主动告知是指在审判程序的案件立案阶段，立案庭向当事人送达“诉讼须知”时即主动告知日后对符合主动执行的案件，经权利人同意，法院将直接启动执行程序而无需权利人申请。主动征询是指在结案阶段，审判庭向当事人送达文书时，主动征询当事人是否同意由法院主动执行。主动启动是在执行立案阶段，权利人同意由法院主动执行的，在裁判文书生效并过履行期限后，义务人尚未履行的，法院将主动启动执行程序，由审判庭直接办理执行立案手续。主动推进是指在执行程序中，法院主动开启调查、控制、处分被执行人的财产等相关程序，穷尽执行手段，尽量实现债权人的权利。[9]笔者认为，在立案阶段，裁判结果尚未可知，此时“主动告知”有“先入为主”之嫌，既缺乏客观的基础，又可能对某方当事人形成不当“威慑”，有失公允，因此不宜推行。至于审理过程中的“主动征询”，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此时案件尚未进入执行程序，“主动征询”在性质上也不属于执行行为，因此难以归入主动执行范畴。而“主动启动”与“主动推进”均是在民事执行阶段人民法院采取的积极手段与主动措施，是名副其实的“主动执行”。如对具备履行条件而拒不履行债务的义务人主动采取限制出境、在媒体上公开曝光、在征信系统中记录欠债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督促其履行义务。对暂不具备履行条件的，应主动引导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案件因各种干预而难以执行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则启动执行联动机制来加以解决。

　　由上可知，主动执行的“主动”不是法院的盲动与乱动，而是在遵循司法规律，充分尊重权利人意志的前提下，由人民法院主动征求权利人意见，积极采取执行措施，以最大程度地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得以实现，是“被动基础上的主动”，是值得肯定的“能动”。

　　三、主动执行的根据

　　（一）执行行为本身即具有主动性

　　我国通说认为，民事执行权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形式。[10]但对民事执行权应当如何定性，大致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11]一是司法权说。认为执行行为是国家司法机关实施的强制行为。我国的民事执行由法院实施，因此民事执行权是司法权。二是行政权说。该说认为，执行行为的目的不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而是实现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的权利。执行权具有主动性、非审判性，执行追求迅速、及时和连续性，与以被动性、中立性、裁判性为主要特点的司法权存在重大区别。从实践来看，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主要实施的是具有行政权属性的行为，因此执行权是行政权。三是折衷说。认为在民事执行中包含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执行行为与执行救济行为。前者是执行机构依据执行名义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强制债务人履行，具有主动性、非中立性、非平等性等行政权的特点。后者涉及的是执行程序中的争议，是为解决争议而实施的行为，同样具有司法权的被动性、中立性、平等性之要求。因此，执行行为本身具有行政权的属性，而执行中的救济行为则具有司法权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