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罪责刑法与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理论语境下刑法转型的理论逻辑

　　（一）风险社会的安全诉求与刑法保护机能的暗合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风险社会予以了充分的关注和介绍，刑法学界也不例外。“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首次系统提出来的理解和反思现代性社会的核心概念。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者认为，“工业革命与现代科技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秩序与方式，提供了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物质便利，也创造出众多新生危险源，导致技术风险的日益扩散。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各种人为风险，从电子病毒、核辐射到交通事故，从转基因食品、环境污染到犯罪率攀升等。风险社会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是社会存在的客观状态”。[4]这种风险往往具有其独特的特性：第一，很多情况下是人为的风险，又可称之为技术性风险；第二，这种风险已经远远超出了国界，属于世界性的风险；第三，这种风险和社会的发展本身相关，是现代性本身的产物，是现代社会各种社会制度运行的结果；第四，这种风险威胁巨大，一旦发生，会给整个人类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第五，这种风险处于无法控制的危险境地，既不能很好地事先预警，又不能很好地事后处理，而一些试图控制风险的尝试反而会进一步扩大了风险，加剧其不确定性。[5]为此，吉登斯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即前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在前一个阶段，社会风险主要来自于自然界的威胁与危险，如天灾地震、洪水猛兽、瘟疫疾病等自然灾害，或者来自于地方军阀、土匪强盗、邪恶巫术等传统的人为祸害。而后一阶段的社会风险则更多地来自人类自身，“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造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不受限制的推进。科学已经造成新的不确定--其中许多具有全球性，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基本上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6]换句话说，所谓风险实际上是混合了现代政治、伦理、媒体、科技、文化以及人们的特别感知而形成的现代文明制度、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态风险而展开的风险。

　　风险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处在极为不稳定的状态下，心里充满恐惧和不安，人们对安全的渴望非常强烈，希望现代法制能够成为救赎人类的关键所在。复杂多变的风险社会现实，使人们把安全价值看得重于一切。刑法作为底线法，它调整的是最严重的、社会最不能容忍的危害行为，用刑法规制风险是风险社会下人们获得安全利益的必然选择。实际上，现代刑法具有权利保障与秩序维护两大机能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与秩序维护机能还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刑法所具有的机能本身就包含了对人们所需要的秩序生活的维护。“刑法的任务是保护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秩序。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与世隔绝地生活，相反所有的人均基于其生存条件的要求，需要生活在一个彼此交往、合作和相互信任的社会里。在维护人类社会关系的和平秩序和保护秩序方面，刑法具有重要意义。……刑法通过国家强制最终确保法秩序的不可破坏性。”[7]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看，人类对安全的需求甚至早于对自由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在没有满足安全需要的前提下，人不会产生强烈的自由需要。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刑法的终极目标，是赋予国家中公民合理的安全感。[8]与此同时，在现代的风险中，毫无疑问，对安全的追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迫切，风险社会的刑法更加应当将安全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控制风险以安抚公众成为现代社会压倒性的政治需要，刑法不再为报应与谴责而惩罚，主要是为控制风险进行威慑”。[9]可以看出，风险社会下公众对安全的诉求就刑法机能而言，实际上是加强了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这实际上也是刑法基本机能的应有之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