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接到领导通知：不得出版、转载、宣传《用新闻影响今天——＜冰点＞周刊纪事》。不报道查堵《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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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消息，每个星期出现在系统里很多，这些选题都是不能做的。有意思的是，有一天当我在看这些消息的时候，部里一个老记者对我说道——这才是真正的新闻。

　　由于一些主管部门和领导机关，以及相关个人拥有对新闻报道的控制权，特别是舆论监督稿件刊发的决定权，这往往会为少数人搞“权力寻租”提供条件。郴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被新闻界称为“矿难新闻灭火队长”。当一些非法开采的小煤矿发生矿难事件后，樊甲生常常要求在第一时间对消息进行封锁，而后可获得矿山的干股或现金回报。近年来，一些新闻宣传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卷入腐败案，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同其运用自己手中控制的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稿件的刊发决定权搞权钱交易不无关系。这些人可以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随意叫“停”，而且还冠之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名号，在背后却大搞权钱交易，借国家公权之力，谋个人私利之实。这提醒我们要重视新闻传播管理的制度与法规建设，警惕少数部门、单位和个人利用手中的新闻报道控制权谋求私利。

　　三、我国要建立适度的新闻自由

　　我这一辈子都是研究新闻自由、新闻立法和新闻改革的。我以为，如果新闻自由度（这个词汇是我发明的）可以量化，单纯从法制的角度而言，美国或许可以定为95度，西欧则是85度。我国将来能达到70～75度也就可以了。那么什么样标志出现，就算达到起码的及格线呢？那就是新闻实行法治。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新闻自由度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是不及格。新闻实行法治，就先要从新闻立法做起。不解决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我们永远只能在二三十度徘徊，我国新闻想在世界上赢得公信力，那只是自说自话，是没有可能的。

　　美国、西欧高度的新闻自由对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与集权的新闻制度相比表现出很大的优越性。但弊病也不少。比如，在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上推波助澜，美国媒体很少有反战的声音发出。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初，有的大报不断预测哪几个大公司要破产，弄得更加人心惶惶。在更大范围讲，西方的新闻自由与多党政治、民粹民主交互为用，使政府依赖指数不断升高，以致有些国家债台高筑，影响国家进一步发展。我国需要新闻自由，但要适度，有所节制。我相信，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也会创造出新的新闻文明，即理性的、适度的新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