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委任裁判制度
保留裁判制度颇具局限性。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行政司法的独立性受限，国家元首可随时修正或推翻国家参事院所作出的决定。例如，国家参事院所通过的法律文本只是决定草案，须报由国家元首以命令或法令的形式批准通过。而国家元首拒绝批准某一决定草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为杜绝这一风险并保障行政司法的独立性，法国通过1872年5月24日的法律最终撤销了保留裁判制度，并将裁判权委付于行政法院，即设立了所谓的“委任裁判制度”（Le système de justice déléguée）。自此，行政法院可自行对行政纠纷作出判决或自行通过某一法律文本，而无须获得国家元首的签字及首肯。与此同时，国家还设立了权限争议法庭，以解决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所可能出现的管辖权冲突。
从保留裁判制度到委任裁判制度的发展无疑极具进步意义。正如法国宪法委员会所评价的，“正是从1872年5月24日法律开始，根据一项共和国法律所确认的基本原则，行政司法的独立性才获得宪政依据”。但委任裁判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根据1872年5月24日的法律，行政法院虽被赋予完全的管辖权，但驻省代表依然被视为一般法律上的行政法官，市民应首先向其提交诉状。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法院仅作为上诉级别的法院介入案件诉讼。
（三）后续发展
从委任裁判制度至今，法国行政诉讼又经历了诸多发展，既包括行政裁判价值理念的转型，也包括行政诉讼程序技术规则的变更，既包括裁判主体的权力重划，也包括裁判案件的类型改革。例如，1986年1月6日第86—14号法律所进行的改革，确立了行政法院法官独立裁判原则。自此，行政法院法官的地位开始逐步趋同于司法系统内的法官；又如1987年12月31日第87—1127号法律所进行的改革，法国设立了上诉行政法院，以解决最高行政法院负担过重的难题；等等。正是这一系列基于社会背景变迁的法律改革构建了法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
二、法国行政诉讼的基本构造
自笛卡尔以降，唯理主义在法国学界倍受推崇。大部分的理论著作都强烈地表现出理性精神——由精确的定义、科学的分类以及逻辑演绎的推理方法构成一个体大思精的完整系统。如德国学者埃里希·卡勒尔所言，“理性主义和用理性驾驭自然的愿望是法国哲学的主调，而且我们看到它们影响了法国生活的各个方面。笛卡尔的认识论法则以仿佛无穷尽的变化形态，不断重复出现。这一法则揭示了路易十四的政治学，柯尔柏的经济学，蒙太涅的新心理学以及法国人的行为标准，即法兰西贵族们渴望的那种对精神、身体和情感的完全的控制。法国的洛可可式园林的几何结构，是将自然置于理性控制之下，并且为了人的享受而加以重构的理性冲动的鲜明例证”。[1]行政诉讼的研究亦不例外。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法国学者逐步构建了一套逻辑缜密、内容详实的行政诉讼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独具法兰西特色的行政裁判构造。在这个意义上讲，唯有深入了解法国行政裁判的构造，方可进一步探究法国行政诉讼的基本理论体系。
（一）诉讼类型
诉讼类型理论是法国行政诉讼的一大重要理论。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著名的公法学家爱德华·拉费里埃（Edouard Laferrière）便在经典作品《行政法院及诉讼总论》（《Traité de la juridiction administrative et des recours contentieux》）一书中将行政诉讼按性质分为四类：完全管辖之诉——行政法院行使与普通司法法院类似的职权，负责对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争讼案件作出裁决；撤销之诉——行政法院负责撤销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行为；解释之诉——行政法院负责解释所提交的法律文本；以及处罚之诉——行政法院负责处罚损害公产完整性或用途的行为。[2]进入二十世纪，莱昂·狄骥（Léon Duguit）与马塞尔·瓦里纳（Marcel Waline）等多位公法学家则创造性地援引德国法理论将行政诉讼分为客观之诉和主观之诉。[3]前者为涉及客观法的行政诉讼，后者则为涉及主观权利的行政诉讼。如今，法国学界更多地采用一种综合性的分类，即援引多种标准作更精密的类型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