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分析，在法律科学中，解释的客观性特征表现为：1.解释确定对象的涵义，且涵义必须符合“法效”。2.在“法效”范围内，涵义既是解释的客观对象，[44]也是解释的客观性结果。3.解释结果必须具有效力普遍性。
以纯粹的“法效”为客观标准并不能带来公正和正义的法秩序，从客观性规则中并不必然地导出正义准则。主观，在正义准则的导引下，与客观的符合或同一，才是我们探寻和获得真理的方法。在哲学领域，所谓主观是指人的意识、精神、思维的主观性方面，特别是指主体所特有的精神状态。主观性是人的思维所特有的属性。在人的思维活动中，必然包含着价值意识。尽管它们的产生要依赖于人的社会存在，依赖于人的身一心联系规律，但是它们作为这种存在和规律的精神结果，本身已经具有了意识特有的主观性特征。[45]结合前述“客观性”的理解方式，我们可以察知“主观性”的一些基本属性：1.主观性存在于主体自身。2.主观性以意识、意向、意志存在于主体自身。3.主观性内容可以投射到客观对象上，并成为对象之形式或实质的组成部分。4.主观性包含精神反映对象的自由性。5.主观有效性与对象的普遍有效性具有逻辑上的关联。如前所述，诠释是一种法学方法。法学方法的运用是一种实践价值与意志的活动，即是主体赋予对象价值与意义的活动，因此，诠释方法属于主观性范畴。
有学者认为，诠释学对法学的理论影响可以归纳为三个概念：理解、先解、诠释学循环。[46]事实上，这三个概念的要义可以统一在“诠释学循环”概念中加以阐明。我们知道。诠释学循环意指当我们要了解文本的“部分”时，我们同时需要了解“部分”所属的“整体”；而要了解“整体”时，同时也需要了解“部分”。“部分”决定“整体”，“整体”也同时决定“部分”。对“整体”的理解使“部分”的理解逐渐清晰，而对“部分”的理解清晰后，又有助于对“整体”的理解。[47]因此，“部分”与“整体”始终是相互决定的循环过程。我们同时也知道，这是一个在逻辑上无法证立的诠释学问题。于是，出现了“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概念，即先理解一些概念和一些体验。但是，“前理解”之对象也同样会落入“诠释学圆环”之中。这清楚地告诉我们，“诠释学循环”不是法律方法论问题，即不是法律解释方法的问题。在法律解释中，文本及其概念、术语、用语等的涵义，由于必须与“法效”连结，可以通过逻辑证明方法和融贯论证方法证立。在法律方法中，逻辑证明方法已为人们熟知。而融贯性证明则是通过下列方法获得结果：1.转化，包括法律内部的转化和向法律内部的转化。前者是指证立须依赖于这样一个法律体系，即结果的得出必须将某些渊源视为法律渊源。后者是指这样的举措：从一组无法律调整的社会现实及其价值出发，指出特别的规则体系也是值得关注的法律体系。2.跳跃，在法律论证中，“转化”不是完全按照形式逻辑方法进行的，有时可以“跳跃”：一个被认为已证立的法律命题往往获得了一组论据的论证支持，具有从前提直接到结论的“跳跃”特性。[48]3.基于法律原则，即结论通过它与普遍认可的法律原则紧密相融而得以证立。[49]有了融贯性论证方法，融贯性体系便获得了它的标准：a、逻辑无矛盾；b、具有高度的无矛盾可能性；c、信念成分彼此之间蕴涵着大量可推论的系脉；d、它是相对统一的，不产生无关联的子系统；e、只有很少无法解释的异常状况；f、它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语词概念，且此种概念能维持融贯性，意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能持续满足上述5个条件；g、它满足了观察的要求，亦即它必须包含一套规则，这套规则足以提供人们在合理的范围内形成自发性的、多样性的认识信念，包括内省性的信念。[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