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有一天晚上，宣传部长的精神终于崩溃了，他向看守所的警察提出要求，他要求见检察官，愿意彻底交待自己的罪行，看守所及时向检察院反馈了这一情况。
第二天早晨，检察官立即赶到看守所。令检察官吃惊的是，那位宣传部长已被提前半个小时释放了。面对检察官的质问，看守所回答是上级领导的指示。
不久，宣传部长官复原职，检察官还要去为他恢复名誉。在宣读有关部门的文件时，检察官不得不宣读上面的文字，说该宣传部长为人正派，清正廉明。只是宣读完毕之后，这位检察官又补充了一句：“这是他们说的，我本人并不这么认为”，然后愤怒地拉开门猛地关上就走了。在关门时，由于用力过猛，手抽得慢了些，门把手都夹破了。
部长还是部长，而她这个办公室主任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在经历了多次威胁和恐吓之后，她只好向组织请长假，在家休息。于是她的工资被停发了。
她这个办公室主任不干了，那些为她作证和说好话的会计、编辑、记者们可就没了好日子，他们有的被调离，大部分被迫辞职。
据说区里准备开除她。但这件事报到市委后，还是那位领导否定了这个意见，他也许是怕激化矛盾，弄出更大的动静来。于是她的事也就这样不长不短地放在那里。
在那次聚会的后半场，大家全都在为她的这个案件出谋划策，但大家谁也都拿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情，虽然庇护那位宣传部长的市委前领导也进了监狱，但他也并非独立的，那帮人还在，那个利益集团还在。
几个月之后，她给我发来一个信息，希望我关注一下上海医生陈晓兰竞选人大代表的事，于是我就写下了那篇博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大代表？》，而我更关心她当前的情况。
她告诉我，那位宣传部长已调到市里的一个清闲的单位任副职了。区里已多次找她谈话，让她向前看，安安静静地回去上班，全部工资都会补发的，甚至开出了在全区所有与她职务级别相适应的单位任她挑选的条件。但她唯一的条件就是把因为她作证和说话而被开除或辞职的人全部给予安置。区里表示这个太难了。她说我不能不凭良心，只为自己利益抛开因为帮我说话和作证而受到牵连的人不管。
“这些人现在都在干什么？”我问。
她说：“我把他们安排到我亲戚办的一个公司里。说到底，这个公司就是为他们办的，因为他们是为我受到牵连的，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要解决问题，就要一块儿解决，我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