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既有政府创新的复合型动力机制分析

　　任何组织的创新都离不开一定的动力，而动力又离不开创新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一政治转型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空间和动力机制生成的可能。地方政府及其有改变现状愿景的官员在合适的时机，就会在复合型动力的推动下进行创新。具体来说，这种动力机制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第一，改革开放后试点一经验一推广的制度路径支持。改革开放战略鼓励的是在中央政府放权基础上各地形成区位差异，来探索各领域的制度建构。经济增长的强烈意愿和规则匮乏的现实导致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制度建构过程比较迅速，但与之相称的一个特征就是制度的原则性强而操作性弱、政治性强而社会性弱。这种制度特征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但却逐步消解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制性，形成了一种包容各种试验的弹性制度空间，各地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大胆试验，总结经验，中央政府在认为时机成熟时就普遍性问题制定普遍适用的政策或制度将这些经验固化。这种试点一经验一推广的制度化路径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且为从政治到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地方政府探索和创新提供了正向鼓励。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诸多社会性副产品如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的出现等传统制度框架并为触及的新因素日渐受到重视，也成为很多地方政府寻求本地经验在国家层面制度化的一个制度建构增长点。

　　第二，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追求。正是由于我国的制度框架原则性强，各地差异又比较大，各地方政府只要不违背政治正确，就可以因地制宜地对本地的发展采取措施，这实际上给了地方政府官员比较大的行为空间来施展抱负、解决问题。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追求基于对政府管理职责的理解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追求，理想的情况是官员个人的价值和升迁追求及政府职责所代表的公共利益都得到实现。对弱势群体提供直接保护或通过赋权提升弱势群体的权利能力，既有较强的政治道德基础，又有强烈的社会心理基础，是官员个人价值追求与公共利益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诸多副产品如贫富差距、社会分层以及随之而来弱势群体的出现，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开始增多，社会矛盾也日益加剧，并与政治稳定挂钩，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政府管理领域受到自上而下的“一票否决制”的制约。为了降低这个直接影响升迁的制约因素带来的风险，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也开始高度重视弱势群体以及与弱势群体相关的社会问题，由此而出台具体的政策、措施或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来保护弱势群体，而当地公民由此收获的就是社会权利的不断丰富。

　　第三，政府弱势部门巩固和增强部门存在合法性的需要。如果说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追求更多地是官员将个人目标融入政府目标的话，那么，弱势部门针对弱势群体保护而采取的创新行为则是为本部门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全面转型期乃至以后探索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的努力。部门之间权力的相对不平衡以及面临问题的差异性使得政府本身也存在着分化，工会、妇联等组织作为我国宏观政府系统的构成部分，显然距离权力中心比较远，因此感受到社会变迁的冲击和由此带来的部门生存发展的危机感也就越强。这种现实的危机感为这些弱势部门寻找创新突破口提供了可能性。与工会、妇联等弱势部门情况不同的是，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关注，恰恰是公民意识日益显化的表现—最高权力机关面临着来自公民社会的压力，这种与日俱增的压力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真正发挥作用，因此，一些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所做出的通过公民政治权利的赋权性创新也不断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