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元协调式的法律改革思路

　　至少在知识层面上，提出多元协调式法律改革思路是一项有意义的、值得尝试的事情。

　　这是因为，第一，二元协调式的改革思路仅在需要改革的制度与支持或制约此项改革的唯一关键性因素之间寻求相互联系。但现实中，一项制度的支持或制约因素肯定是多元的，而不是唯一性的。虽然居于首要地位的关键性因素可能具有唯一性，但居于次要地位的支持或制约因素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虽然法学研究不可能也不必要把涉及法律改革的全部因素考虑在内，但考虑其中的一些因素而不仅仅是某一因素，经常是必要的。这是二元协调式改革思路所不能完全胜任的。[10]

　　第二，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改革的时代里，法学家集团仍然充当着法律改革的设计参谋者的角色，法学家不能仅仅满足于传授相对简单化的书本知识，他们必须同时努力具有跨学科的视角和处理复杂具体问题的实践智慧。因而也就必须要努力学习和适应如何面对现实的法律问题，善于以制度与制度之外的多元视角处理问题。

　　在以往经验主义的改革实践中，人们可以通过摸索、“试错”和利益碰撞磨合的方式来逐步地寻求法律改革与其它因素的协调。当法律改革成为知识思考和理性设计的对象时，特别是当法律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一种值得人们追求的理想性目标时，尽可能从知识层面上把握法律改革与社会多种因素之间的协调关系，就成为一件值得尝试的事情。[11]

　　多元协调式的法律改革思路提出了更多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即多元因素是多少？有什么限制？多元因素中的哪些因素是可以选取分析的？哪些因素缺乏的可能性？多元因素的各自未来趋势如何判断？多元因素的各自趋势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在由多元因素趋势搭建起来的未来空间中如何确定相应的法律改革策略？这是一类问题。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隐含着另一类可能是更深刻的问题，即在当前中国法学与社会学科的跨学研究尚不发达的条件下，法学学科或周边其它学科的发展状况能否支持此种知识工程？此种知识构建的可靠性有多大？[12]

　　从理论上看，多元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非常难以处理的。比如在数学上，一项已知因素与多项未知数之间存在着众多组合，其解是不确定的，有多种可能性。同样，具体在法治改革问题上，多元因素是多少？多元因素之间的组合关系是多少种？在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但每增加一个因素，知识的处理难度也会相应增加甚至是成倍增加。

　　一个相对低成本或实践可行的办法是，少谈或根本回避纯理论上的讨论，而把问题的关注点转向特定实践背景下的具体改革问题，转向有限时空背景下（即排除与具体背景无关的因素）的中国法治实践，从中获得一些相对确定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因素之间的相对确定的关系，从而围绕特定法治实践确定一个相互关系的思路。

　　多元协调式的法律改革思路，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可以有多项制度之间协调的法律改革思路（包括并列项目的法律改革思路、主从关系的法律改革思路），一个制度与多项影响因素之间的协调改革思路，或是一项制度的多阶段协调的法律改革思路。具体内容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

　　在二元协调式改革思路的建立方法基础上，本文设想的建立多元协调式法律改革思路的方法是：（1）尽量选取目前能够相对把握的关键性因素或确定性趋势。这里主要指一些现成的、能够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数据。如城市化水平、公民受教育程度、公民政治态度与政治价值取向、GDP数据及一些专业的法律指标等。对一些偶发性趋势或因素视情况取舍。（2）尽量贴近未来的实际趋势。从一些可能较大的趋势性变化看未来，而不是从可能性较小的趋势看未来。比如，经验显示，渐进改革失败会导致激进改革，即如果渐进改革没有走到尽头，渐进改革还有希望，以激进改革的思路构想改革方案是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的。（3）尽量靠近当前和未来决策者的可能考虑，以期获得最真实的趋势，并做价值评价。这里主要是想强调，在中国法治发展研究中，要特别关注和研究中国的“80后”与“90后”群体。因为在2020年至2050年之间，“80后”与“90后”群体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并预期取得实际成效的关键性阶段。“80后”与“90后”是中国的未来，是未来公民社会的基础和中国政治集团的主体，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理念与当时的社会条件，会直接或间接决定中国的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