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丧礼对人际关系的整合不仅体现在血缘关系，同时也见于地缘关系。这里所谓的地缘关系，特指共同居住于某地的近邻关系。近年来，随着小城镇建设的加快，很多乡村人家已经迁居到中心集镇或县城。在这些由昔日的村民组成的（或参与进来的）城镇社区中，人与人的关系隔膜而疏远。城镇中的在职职工可以把“单位”作为对外交往的平台；退休职工可以参加“老年大学”或群众性的文娱健身活动，但是，从乡村迁来的“移民”群体，则缺乏相应的社会交往渠道。然而，这些点缀于城镇社区中的原子式的个体，也需要交往与沟通。在城镇社区中举行的传统丧礼，正好提供了一个社区居民之间相互走动、相互交往的契机。在一次丧礼中，我就注意到，平日里少有往来的城镇社区邻居，就有数十人凑了“份子钱”前来吊唁。一个比邻而居的人死了，这样一个事件，也许比别的事件更容易打动社区居民心中最脆弱的那个部分，更容易消除彼此之间的隔膜感。社区居民们在有限度地参与传统丧礼的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交流，有助于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圈子”，这对于他们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传统的乡村丧礼对于地缘关系的整合，不仅仅体现在城镇社区，同时也体现在纯粹的乡村社区。一个村庄里的丧礼，同样会吸引众多并无血缘关系的邻里共同参与，邻居们不但会把自己家里的餐桌餐具无偿地借出，而且还会协助死者家属买菜做饭、接待外来客人、处理其他方面的杂务。在这个过程中，邻人们共同分享了属于这个村庄、这个社区所共同的人间冷暖、人世悲欢、生死体验，这种共同的体验与感受显然会强化他们对于一个村庄、一个社区的归属感，从而让他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既是一个物质生活的共同体，也是一个价值、情感与信仰的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看，在特定的地缘关系中，乡村丧礼尽管是由某一特定家庭负责操办的，实际上却充当了一个公共事件，成为了整个社区居民共同关注、共同参与的事件。它对于特定社区成员的整合意义，应当给予充分的估计。

　　其次，在时间的维度上，乡村丧礼不仅是沟通历史与当下的一根纽带，同时也是展示传统、凸显历史的一种载体。因为，乡村丧礼的全过程，几乎都是在死者遗体“在场”的情况下展开的。而死者的遗体，就是看得见的、最新的“祖先”。经由丧礼中的这个核心要素—死者遗体，当代人与祖先、传统、历史的关系，得到了最直观的、甚至是可以触摸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乡村丧礼之所以成为一种广泛流传的社会现象，也是因为它是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在丧礼的要素、精神与风格中，总是会包含一个民族最初、最深的记忆。从历史渊源来看，传统儒家所强调的“礼”，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丧礼。譬如孔子反对“临丧不哀”（《论语·八佾》），“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论语·述而》），办“丧事不敢不勉”（《论述·子罕》），主张“羔裘玄冠不以吊”（《论语·乡党》），认为“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等等。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现当代社会出土的众多墓葬，也足以表明中华民族对于丧葬礼仪的特别重视。杨树达的研究还表明，在传统社会中，丧礼与婚礼一样，都是备受重视的社会礼仪。[7]

　　必须看到，传统的丧礼流传下来，寄生于今天的乡土社会，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分量确实有所减轻，但是，借助于这样的丧礼，“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自己的子孙的血脉在流动，就有生命之流水永恒不息之感，他一想到自己就是这生命之流中的一环，他就不再是孤独的，而是有家的，他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在扩展，生命的意义在扩展、扩展成为整个宇宙。”[8]从这个层面来说，蕴藏在乡村丧礼中的文化要素，依然构成了民族精神、民族传统中的核心部分，是活生生的民族精神的展现。

　　与传统丧礼相对应，政府在当前积极提倡的新式殡葬，虽然有节省经济成本、节约土地资源等方面的现实考量，且在城市社会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实施，但在乡村社会中却遭到了柔软而坚决的抵抗。在这种抵抗的背后，其实反映了民族精神与历史传统的强大生命力。在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剧变过程中，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传统的要素在逐渐消逝，已经越来越少了。乡村社会中还在流传的传统丧礼，则可以视为中华民族古老传统遗留下来的一块活化石。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丧礼在沟通传统与当下方面的意义，也值得我们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