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传媒监督问题提出的背景，一方面自然是为了梳理本文论述的脉胳，另一方面也力图说明，传媒监督问题的提出有着急切的功利性原因，因而在强化传媒监督的要求中很容易预设太多的理想化期待。在此情况下，法学理论界建设性的努力不仅在于充分论证传媒监督的积极意义，同时更要从中国现实出发，对传媒监督的运作机制进行实证性分析，对传媒监督的功能作出客观、理性的评价。

　　二、传媒监督的应有前提

　　传媒监督的应有前提是指传媒监督作为司法监督的一项常规形式或类型所赖以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对此问题的认识，一方面源于西方传媒监督的普遍性实践，另一方面则基于对中国传媒监督实际运作过程的客观推断。

　　1.合理张力的形成与保持

　　传媒与司法之间合理张力的形成与保持，可以被理解为传媒监督的政治前提。传媒对司法监督的最基本依托是政治性的。这不仅是因为这种监督的正当性首先是在政治意义上得到

　　证明的，更在于这种监督需要或只能在适当的政治框架中存在。

　　在论及传媒监督的政治前提时，理论界容易、并且在事实上已经滑入的误区是：把传统社会中传媒与主流政治制度的对抗模式移入对中国现实中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分析，特别是从西方思想家对新闻自由的倡扬以及对压抑新闻自由的专制制度的批判中寻找支持传媒监督的理论根据。[2]孟德斯鸠的权力制约理论、托克维尔等人对出版自由的论证乃至联邦党人的激进民主主张都被用作佐证新闻自由从而论证传媒监督的依据。传媒被当作与主流政治制度相对抗的大众立场的代表者，而司法则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传媒的自由以及在这种自由上对司法论说和评价的权利，被认为是抗衡主流政治制度的积极因素。应该说，这是对传媒监督的政治基础认识上的重大偏误。

　　毫无疑问，传媒监督与传媒(新闻)的自由度有着直接关系。但是，这种自由度并不需要传媒“自由”到直接与司法相对抗的地步。在现代社会中，就整体而言，传媒与司法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不存在根本上的紧张关系。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政治结构中，传媒与司法是具有相同使命、共同维系社会统治的两个基本要素。[3]作为主导意识形态传播载体的传媒与作为国家机器的司法都是主流政治制度的工具。因此，对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关系不应放在对抗模式中认识，而应从协调社会统治手段的角度加以理解。

　　在我看来，传媒监督所必要的政治前提仅在于传媒与司法之间能够形成并始终保持合理的张力。这种合理性的概括表述是：在维护社会统治总体目标的前提下，传媒与司法保持各自相对独立的立场；传媒具有依据自身立场论说和评价司法行为及司法过程的权能。在此框架中，传媒的地位既不在于代表某一方面利益对司法持简单的批判态度，也不应完全遵从司法机构的意志，简单地传译司法机构的声音。相对司法而言，传媒始终是一个独立的论说和评论者；无论论说和评论某一司法现象的基点是与公众愿望相一致，还是与司法倾向更吻合，传媒的地位都应是独立并相对超脱的。

　　2.相关制度保障的建立

　　传媒监督的实施不仅需要一定的政治前提，还必须有体现或受制于这种前提的制度性保障。这主要是因为，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传媒往往处于一定的弱势，而司法则处于强势地位。

　　司法机关排拒传媒影响的理由和条件相对较为充分。不仅如此，与监督司法的其他形式有所不同，传媒往往受制于司法的反向评价，并且这种评价事实上决定着传媒的行为空间。在此格局下，没有恰当的制度保障，传媒监督充其量也只是一只政治“花瓶”。

　　从现代西方法治国家的实践看，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并没有独立的、专门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是说，传媒监督并不具备司法体系内外其他监督方式所具有的制度性条件。这主要体现在，传媒监督并不是司法过程中制度化的一种程序；同时传媒监督在制度上也不能直接产生某种特定的(特别是传媒所希求的)法律后果。传媒监督永远具有“非正式”或“民间化”的性质。

　　传媒监督的制度保障主要体现于制度上对传媒论说和评价司法行为权能的肯定。具体说，这种制度保障又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为传媒论说和评价司法行为创设较为广泛的空间。理论上，所有的司法行为以及司法行为的整个过程都应当或可能成为传媒论说和评价的对象，相应在制度上为传媒设定的空间也应是较为广泛的。这类制度体现于宪法和法律对传媒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总体地位的界定；传媒的总体地位和作用愈是受到重视，论说和评价司法行为的空间就愈为广泛。第二，为传媒论说和评价司法行为创造实际条件。这类制度不仅包括要求司法行为公开和透明的相关规则，同时又指司法机构为传媒提供特别条件的有关规定，如司法机关新闻发言制度，接受或允许媒体对司法过程采访报道的制度等等。第三，保证传媒正当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受限制或追究。这是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传媒论说和评价司法行为的权能，同时也是针对传媒的弱势地位而提供的特别的制度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