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与司法

谢晖

　　沈家本先生在谈到中西法律文化的会通境界时曾这样描述道：“夫必熟审乎政教风俗之故，而又能通乎法理之原，虚其心，达其聪，损益而会通焉，庶几不为悖且愚乎”，司法对于法律文化的态度，也应作如是观，即司法活动不仅要盯紧法律，把它适用于案件事实，而且须关注政教风俗，关注法律文化，关注在法律文化结构和风化下的主体生活需要、利益需要，并经剔梳淘汰，选取有利于维护法意、保障公平的民间规则、文化传统作为裁判的论证理由、甚至裁判的规范根据。如此，司法或更可能收到上通法律，下达人情，把法意和既有法律文化勾连会通的效果，且在这种勾连会通中，重新发现法意，并进益于新法律文化的创生。

　　2002年3月和8月，在非洲尼日利亚，一名离婚女子因同其新男友叶海亚·穆罕默德交往怀孕，按当地教法规定，被认为犯有“通奸罪”，而被一、二审法院判处“石刑”。上诉至卡齐纳市的高级伊斯兰法院后，各界经过长达18个月的激烈辩论，该高级法院最终于2003年9月25日作出判决，因没有证人支持而宣布当事人无罪。尽管如此，但在尼日利亚不少地方，尤其在尼北方各州，支持“石刑”的呼声和行动依然坚挺，在情理上倾向于法院对通奸罪科以“石刑”的情形有增无减。而司法也因之顺水推舟，不时依从既有法律文化的此种传统要求，爆出“石刑”裁判的判例。这种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司法看来匪夷所思的事，在尼日利亚、伊朗、伊拉克、索马里、阿富汗等国家却得到相当程度的青睐和追捧，一旦有人被判处“石刑”，第一个对罪犯扔石头的人被视为荣幸之举！

　　而在我国，法官在法庭上究竟要不要穿法袍、敲法槌？近来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某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强调：“司法的权威不是体现在审判台高低，法袍威严，法槌响亮，归根结底还要看人民群众认不认可、满不满意。”他主张，“除了刑事审判之外，要改造目前法庭布局，取消高台，应该按照圆桌、方桌的形式，以更合理更方便的形式来进行审理，不一定穿法袍敲法槌。”这一做法和主张一出，即在学者中引发了有关法袍是否有用的激烈论争。

　　当法律在形式上已然愈趋全球化的氛围中，为何还会出现上述种种司法裁判或有关司法裁判的主张？其实，这都凸显了法律文化对司法之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崇尚形式主义司法原理的人们，同时也憧憬法律一统、程序划一的所谓法律全球精神，但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无论法律，还是司法，如同人们的语言、行为方式一般，不可避免地受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的潜移默化、流脉浇溉。何谓法律文化？取其广义，这是个以法律观念为核心，涵括了法律规范、法律组织设施、法律行为和法律符号的概念；取其狭义，这又是个用以表达作为传统的法律观念体系的概念，其中包括了人们的法律（规则）观、公正观、司法观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现实法律运行的理解、主观预期和接受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