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犯罪主体单位化。犯罪分子为了获取非法利益，往往是相互勾结，互相利用，把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落入个人腰包。然而所谓单位犯罪，是指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谋取单位整体的非法利益的行为，单位犯罪作为一个新的犯罪形式出现，以为集体谋利益作幌子，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单位犯罪给国家造成的损害更为严重，往往以走私、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等犯罪手段，谋取集体非法利益，严重扰乱国家的经济秩序[1]。
第四，犯罪年龄年轻化。九十年代，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职务犯罪有所谓的“59岁现象”之说，而现在却又出现了“35岁现象”之论，犯罪年龄明显趋于年轻化。近年来，一些权力部门的少数青年干部，尤其是掌管一定权力的单位和部门的负责人，收受“红包”、“礼金”不断，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交礼仪”。例如原广东省交通厅副厅长李向雷，是复旦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不到33岁即担任广东省公路局副局长，当时是全国最年轻的省公路局副局长。遗憾的是，这名年轻干部从担任局长职务第二年便开始收受贿赂，认为节日收点购物券、礼品之类的没啥，慢慢产生了“不贪白不贪、不拿白不拿”的思想，最终走上犯罪道路，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3年[2]。
第五，犯罪后果严重化。职务犯罪不单纯是危害了本单位的利益和社会形象，更为严重的是侵害了党的威信和国家的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影响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如果任其漫延与发展下去，必将严重损害党员干部的形象，破坏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职务犯罪的类型化表现形式
第一，权钱交易型。突出表现在利用公权力向当事人索贿或受贿。这些人大多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价值观念。
第二，腐化堕落型。表现为少数握有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价值观错位，道德品质沦丧，其私欲膨胀，讲排场，比阔气，甚至在封建迷信中寻求精神寄托；更有甚者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为一体，沉湎于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之中。
第三，权力渎职型。具体表现为：一是不办实事，做表面文章，高高在上，衙门作风。二是不实事求是，不调查研究，脱离实际、主观臆断。三是事业心衰退，工作不负责任，得过且过，作风漂浮，玩忽职守。还存在查下不查上，治小不治大，惩外不惩内，罚疏不罚亲的司法不公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