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道路交通安全法》区分酒后驾驶与醉酒驾驶两种违法行为，醉酒驾驶最高的行政处罚是15天的行政拘留，酒后驾驶不予以行政拘留，人们广泛批评惩罚性太轻，不足以威慑醉酒驾驶，透过媒体和互联网表达出来的一浪高过一浪要求“醉驾入刑”的呼声反映了浓烈的气、怨、恨，立法不能不回应这种呼声，遂有《刑法修正案（八）》的“醉驾入刑”。之后，若不是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醉驾”就会有行政法和刑法上两个不同的概念和标准，“醉驾入刑”也就会有例外，不是所有醉酒驾驶都是犯罪，刑罚处罚需要为行政处罚预留空间。但是，在公安部的大力推动下，全国人大常委会迅速地修改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大大地提高了对酒后和醉酒驾驶的行政处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既是刑罚处罚的对象，也是行政法处罚的对象，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力大大加强。[6]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酒后”和“醉酒”都是规范概念。关于酒后与醉酒的认定标准，早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公安部委托国家有关标准部门于2004年5月31日公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规定，酒后是指车辆驾驶员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20毫克以上、80毫克以下，80毫克以上的，为醉酒。
我们知道，《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醉酒”这一构成要件，但是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目前也没有立法与司法解释。问题来了，“醉酒”是否是空白构成要件？或者说，“醉酒”的定量标准究竟是技术问题还是法律问题？
本文认为，“醉酒”的定量标准当然会包含技术考虑—中国人一般喝多少酒会出现兴奋、共济失调以及最终进入昏睡，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笔者认为那是相对有限的，但是，必须肯定的是“醉酒”的定量标准是一个法律问题。“醉酒”是犯罪的构成要件，这一构成要件并没有对应着一个饮酒驾驶机动车的专业领域，现实生活领域也不存在着指导公民饮酒的技术领域。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醉酒”属于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公安部或者经由公安部授权的其他行政部门制定并颁布“醉酒”的量的标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醉驾入刑”之后，作为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醉酒”拒绝向行政机关开放，它是一个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构成要件，不属于空白构成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