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关系并不是一种无边界的任意联系，而只是前件(precedent)对于后件(consequent)的发生引起的“恒常结合”(constant conjunction)关系。[44]逻辑上的可能并不必然是现实的可能，因为逻辑上可能的因果关系链是无限的：北京的一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在周围形成了一个小的湍流，湍流不断放大，三个月后美国则刮了一场飓风；一个鞋匠在马掌上少钉了一个蹄钉，一个蹄钉的缺失则导致损失了一匹战马，一匹战马的损失，导致骑马的将军阵亡，将军阵亡导致一场战斗的失败，一场战斗的失败导致一个国家的灭亡；恺撒和安东尼喜欢上了克娄巴特拉的高鼻梁，那么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如果再矮一点，罗马帝国的历史和世界历史是不是就不再是今天的样子。[45]这些说法都被认为是“联系过度”。

　　如果不是孤立、静止地看待刑事司法实践，就会明白现实中的侦查人员是受到多种规则约束的，不但有“命案必破”的激励，而且更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限制和来自外部、内部组织的制约，还有细密的错案责任追究、引咎辞职、国家赔偿、责任倒查和各种内部的考核考评机制进行约束。抛开所有现实的约束条件，只孤零零的择出一个“命案必破”来，那么所凸显的副作用就是遮掩不住的。按照这种无限制的因果关系确定方法，任何对于刑事案件侦查有激励作用的举动，哪怕是专为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所设计的制度，都会在逻辑上对刑讯逼供产生诱导作用。比如刑事诉讼法学界强烈主张遏制超期羁押。形成超期羁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侦查阶段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以至于移送审查起诉没有达到证明标准，而无罪释放又有大量证据指向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过分强调反对超期羁押，比如提出“超期必纠”口号，也会诱导侦查人员刑讯逼供：使用威胁、引诱甚至强迫手段，逼取口供，以顺利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再有，学界一直强烈要求律师介入侦查阶段，而目前律师之所以会见当事人困难，对侦查机关来说，是因为侦查初期案件证据固定还不扎实，担心律师介入后，案件信息外露，从而导致毁灭、伪造、变造、隐藏证据。如果将律师介入作为“必办”，在提出申请的24小时以内安排会见，提出“会见必办”的口号，那么就会在逻辑上出现这种可能：会见规定是无法违反的，而案件的证据还不充分，为了尽快收集到易变的证据并进行固定，就有可能出现刑讯逼供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