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社会相当性这一概念的内容过于抽象、笼统，不能作为具体的判断指南而发挥作用，也难以事后验证实际的判断过程。而且，由于此概念的内容过于笼统，其结果就是，对其判断对象与判断要素并无限定。为此，正如上述社会相当性的定义所显示的那样，应在责任阶段予以考虑的“非难”可能性、与法益保护主义难以协调的“社会伦理”、在判断是否成立犯罪时应避免直接考虑的“处罚情感”等观点也会进入考虑范围之内。令人担心的是，这样会招致违法与责任的混同，以及刑法的伦理化。以具有诈骗保险的目的为理由，尽管存在被害人的同意，仍肯定具有伤害罪的违法性的最高裁判所昭和55年[1980年]11月13日决定（刑集34卷6号396页）、以利用了与采访对象之间的肉体关系为理由，对于报社记者让公务员带出秘密文件的行为，肯定具有《国家公务员法》上的唆使泄密罪的违法性的最高裁判所昭和53年5月31日决定（刑集32卷3号457页），就均与社会相当性的观点具有亲和性。有些时候，正因为其笼统性，在可以吸收各种各样的事实、观点这一点上，社会相当性被认为是有意义的{8}。但是，毋宁说，法律概念或者法律理论的真正意义就在于，限定应考虑的事实、观点，排除不得左右结论的事实、观点。
有关社会相当性的体系性地位，存在分歧，既有论者主张是排除构成要件该当性的东西，也有论者主张属于违法阻却的一般原理。在规范违法说看来，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阻却事由都是在判断是否违反了行为规范，其间原本并无质的不同。至多仅能认定，在抽象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构成要件该当性显示的是抽象的规范违反，以不符合违法阻却事由这一点可确定具体的规范违反[7]。由此可见，若立足于规范违反说，不仅是违法与责任的区别，还会使得构成要件与违法阻却之间的区别相对化，所有犯罪要素均会意味着对行为规范违反的部分性认定。但令人忧虑的是，犯罪论中的多角性视点可能会因这种犯罪要素的同质化而丧失。
3.法益衡量。
与规范违反说相反，法益侵害说主张，“法益的不存在”以及“法益衡量”是违法阻却的一般原理。其中，所谓法益的不存在，是指就被害人的同意，可以丧失了法益性或者法益的要保护性为理由，阻却违法。但是，如果认为构成要件是对已达到可罚性程度的“引起法益侵害·危险”的类型化，那么，在缺少法益性或者法益的要保护性的场合，就应该理解为，已否定了构成要件该当性。
为此，违法阻却的一般原理只能是法益衡量。也就是，若引起了达到可罚性程度的法益侵害·危险，即满足违法构成要件。但是，在该法益侵害对于保全其他法益是必要的，并且，所保全的法益具有与所侵害的法益同等以上的价值之时，所引起的法益侵害的无价值就被法益保全的有价值所“抵消”，因而否定具有违法性。这种基于法益衡量的优越·同等利益的保全，就正是违法阻却。这样就可以说，法益衡量说通过关注与法益之间的关系，对于构成要件与违法阻却在体系上的不同，可切合实际地予以明确。而且，法益衡量以具有事实性基础的利益为对象，可排除不合理观点的混入，同时，通过明示应予衡量的事实，也有助于判断过程的可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