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法益侵害说，应该以“现实的危险”而不是“外表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就伪造通货罪而言，只有存在下述情况时，才能认定具有这种“现实的危险”：在行使的场合，属于足以有害于公共信用的精妙的伪造，以及客观上存在会去行使的状况，除此之外，行为人还必须实际具有行使的目的。对法益侵害说而言，重要的在于，以法益的侵害·危险作为违法的基础，而不是将违法客观化。如果以客观与主观的完全分离作为首要目的，那倒不如刚开始就如英美刑法那样，采取客观要素—主观要素这种体系，而不是采取违法—责任这种体系。
当然，如“以后面的行为为目的的目的犯”那样，使处罚归于早期化的刑事立法并非令人期待的立法模式，而且，将主观目的加入考虑之中，由此来肯定违法，在行为主义看来，也并非没有疑虑。但是，将所要求的危险的内容降低到“外表的危险”、“程度很低的危险”，并不会解消这种犯罪类型本身的问题性，不过是加以掩盖而已。
（五）违法阻却事由
1.违法性与违法构成要件·违法阻却事由。
无论是立足于法益侵害说还是立足于规范违反说，违法性都由下述两个因素而要件事由化：积极地为违法奠定基础的违法构成要件、排除违法的违法阻却事由。在个案中，直接考问该行为是否违法这种评价，不仅会给判断者造成过剩的负担，而且其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左右最终结论，因此，应将违法这种评价，转换至是否该当于违法构成要件、是否不符合违法阻却事由这种“包摄”，以此来保持法的安定性（参见第四讲“构成要件该当性”之“（二）罪刑法定主义机能”、“（三）违法类型化机能”、“（四）违法推定机能”）。因此，前述违法的实质，’作为解释违法构成要件以及违法阻却事由的指导原理，发挥其机能。其中，违法构成要件在分则条文中，被相对明确地类型化，而违法阻却事由基于其本身的性质，其类型化却要相对缓和一些：不仅在正当防卫（刑法第36条）、紧急避险（刑法第37条）中，使用了“不得已实施的行为”这种评价性用语，而且，在正当业务行为（刑法第35条后段）中，仅仅使用了“正当的业务”这一表述。并且，即便不符合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从实质上看并非有害的行为，也不应受到处罚。在此情形下，裁判官参照违法的实质，形成“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并将具体案件包摄其中。由此可见，尤其是对于违法阻却事由的解释，违法的实质具有很大意义。
2.社会相当性。
在规范违反说看来，“社会相当性”是违法阻却的一般原理。这种社会相当性，是指行为“处于历史地形成的社会伦理秩序的框架之内”{6}，或者行为“在各个生活领域、职业领域、经济活动领域等，被认定具有日常性、通常性，这种类型的行为，不会唤起任何处罚情感”[6]，也就是，“因为具有日常性、通常性，也不会受到社会伦理的非难”{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