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结果”的含义与刑法规范
1.规范违反说与命令规范。
行为规范是规范违反说与行为无价值论的前提，是指担负作用于人的意思并统制其行为这一机能的“命令规范”或者“意思决定规范”。此“命令”以人的意思与身体活动为对象，其作用无法及于法益侵害·危险这种已脱离行为人的控制的事态。就正如手枪一旦发射了子弹，再命令子弹“停下来”，这毫无意义。因此，“一元的行为无价值论”或者“一元的人的不法论”仅以瞄准法益侵害的“行为”作为违法评价的对象，至于杀人罪中的“人的死亡”等结果，那不过是征表行为不法的处罚条件而已[2]。按照这种观点，既遂与未遂在违法程度上并无不同，而且，只要存在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即便未发生任何结果，也完全可认定具有过失犯的违法性。但是，无论就实定法而言还是就社会生活而言，法益侵害·危险这一结果都属于重要事实，将其排除在违法评价的对象之外，可以说，这无疑是剥夺违法概念的事实基础与社会实质。而且，认为结果只是处罚条件，这是将结果所具有的现实意义视为“征表”而使之“矮小化”。并且，具有政策性·技术性性质的处罚条件，并不具有可决定刑罚程度的“实质内容”，因此，被定位于处罚条件的结果，就难以对“未遂减轻”（刑法第43条）做出说明。
反之，规范违反说的主流立足于“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或者“二元的人的不法论”，认为违法的基础在于以下两个要素：违反行为规范这一行为无价值要素、法益的侵害·危险这一结果无价值要素。但是，正如一元的人的不法论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命令规范的作用不及于结果，因此，二元的人的不法论与这种规范论的前提，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一边立足于规范违反说，一边又要将结果纳入违法评价的对象，那么，与以行为无价值为对象的命令规范相并列，还不得不另外引人以结果为对象的（如同后述的评价规范等）其他规范。然而，以两种不同性质的规范来为违法奠定基础，这会从违法概念中夺去其内容的统一性，甚至不可能对违法做出积极定义。这种缺少“含义的集合”的违法概念，也有降低犯罪论体系的机能之虞。
2.法益侵害说与评价规范。
正如在第二讲“刑法的基本原则（1）”中所谈到的那样，行为主义并非认为，只要有某种身体动静即可，而是要求以行为及于外界的作用来评价犯罪。为此，刑法首先必须发挥“评价规范”的机能，即判断该行为及于外界的作用是否违背了法的目的。违法，只能是由这种评价规范所作出的否定评价。作为由行为所带来的不当作用，法益的侵害·危险成为由评价规范所作的违法评价的对象，属于违法构成要件要素。这种评价规范作为命令规范的理论前提，保障发动命令规范的必要性、正当性。可以说，若行为没有产生属于外界的不当作用的法益侵害·危险，最终就属于无需以命令规范来禁止的行为。在此情形下，发动禁止此类行为的命令规范，就“纯属多余”，而贯彻此命令，也会逾越刑法的目的，不必要地限制国民自由，因而不能被正当化。由此可见，先于对指向行为人意思的命令规范的违反这一问题，评价规范要求首先存在使得法律介入正当化的客观事实，以防止命令规范的“独舞”，因而，评价规范就正是（侵害）行为主义或者侵害原理在理论体系上的表现[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