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排除说”亦并非全无道理，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侦查机关违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实物证据，本就采取权衡排除的立场，“相对排除说”不过是在违法诱惑侦查之场合再次重申了该权衡法则而已。但是，违法诱惑侦查行为本应区别于非法搜查、扣押等一般违法取证行为，其系国家引诱无辜公民犯罪，属国家“制造犯罪”，已经“逾越侦查犯罪之必要程度”、“违反宪法对于基本人权之保障”、“对于公共利益之维护并无意义”，在性质上已经属于极端严重的、侵害公民基本人权的违法侦查行为，对于这种极端严重的违法侦查行为所获取的证据，不论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都不应再“容忍”，对此，法院应无权衡裁量之余地，就此而言，“绝对排除说”似乎更为合理。
（二）排除全案证据，抑或部分证据？
前文已经指出，在违法诱惑侦查中，证据可能源自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源自违法诱惑侦查行为，如实施诱惑侦查的侦查人员对侦查过程所作之证词；二是源自后续的取证行为，如诱捕嫌疑人后搜查、扣押所获之证据。对于前者，应当适用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经由前面的论证相信已无异议；但是，对于后者，是否一并予以排除，即“是否应将证据排除范围扩及所有关于被诱捕者犯罪的证据调查上”？换言之，究竟是仅仅排除违法诱惑侦查行为直接获得之证据，还是排除全案证据？
笔者认为，应当坚持全案排除的立场，即不仅应当排除违法诱惑侦查行为直接获得之证据，而且应当排除在诱惑侦查过程中，通过其他侦查手段所获取的证据。实践中，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更像是一套“组合拳”，侦查机关在实施诱惑侦查时，通常都伴随着相关的取证活动，例如，在对毒品犯罪嫌疑人实施引诱的同时，侦查机关可能展开监听、监视录像、照相等侦查取证活动，这些伴生的取证活动可能是合法的（如监听程序可能是依法进行的），但由于其本系在违法诱惑侦查行为的基础上所实施，甚至可能是附着于违法诱惑侦查行为之上的，因此，对于这些通过其他侦查取证手段所获得的证据，也应当一并予以排除，其原理犹如“水源已经被污染，河水不可能清洁”。况且，从实效性方面考察，如果仅仅排除违法诱惑侦查所直接获得之证据，而对后续取证行为所获得之证据予以容忍，那么，根本无法阻断侦查机关违法侦查之动机，因为，侦查机关完全可以先以违法诱惑侦查引诱公民犯罪，然后再以合法之手段取证，如此一来，则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上就被规避、虚置了。可见，唯有排除全案证据，使侦查机关忌惮于此，才能真正抑制侦查机关的违法诱惑侦查行为。
（三）排除本案证据，还是另案证据？
证据排除规则在违法诱惑侦查中的运用也是有其限度的，所排除的证据限于与违法诱惑侦查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而不能任意扩张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范围。至少，下列两种情形不应适用证据排除规则：
一是前案证据不排除。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违法诱捕之前可能犯有其他罪行，这些罪行并非侦查机关违法诱惑侦查行为所诱发，其证据与违法诱惑侦查行为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并非违法诱惑侦查的“毒树之果”，因此，不能动用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例如，某丙涉嫌多起贩毒案件，但其犯罪手段狡猾，警方一直未能将之抓获。一次偶然的机会，警方抓获一名吸毒者，此人交代经常从某丙处“拿货”并与其时有联系。掌握这一重要线索后，警方决定对某丙实施“双套引诱”[6]，并顺利将某丙抓获。某丙落网后主动交代了之前的多起贩毒事实，警方根据其交代在其住处等地起获大量毒品及磅秤、装毒品的塑料袋等证物。在该案中，警方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双套引诱”，属于违法诱惑侦查，因此，对本次犯罪相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本次涉案毒品的数量也不应当计入总的犯罪数额。但是，对于犯罪嫌疑人某丙此前所犯罪行的证据，如嫌疑人的供述、毒品、贩毒工具等，因并非此次“双套引诱”所获之证据，则不能排除，而应当用作证据指控犯罪嫌疑人。
二是他案证据不排除。犯罪嫌疑人虽然系因侦查机关违法诱惑侦查而实施犯罪行为，但如果犯罪嫌疑人在诱惑侦查期间，另犯他罪而被查获，则该他罪之证据亦毋庸排除。例如，犯罪嫌疑人某乙被侦查机关犯意引诱而实施贩毒，但侦查机关在诱捕某乙时因抓捕时机的选择出现差错，导致某乙携带毒品潜逃。但经此一事后，某乙认为贩毒虽有风险，但“来钱快”，是个“发大财”的买卖，此时自己手里又有毒品在，于是决定自行联系“下家”，准备将手中的毒品脱手、“赚一票”后潜逃国外，但在交易时被警方抓获。在该案中，某乙起初是因为警方犯意引诱而实施犯罪行为，该诱惑侦查因系违法诱惑侦查，其所获之证据理应排除。但某乙在逃脱警方第一次抓捕后，其因警方诱惑而起之犯意实际上已经中断，后来又自行萌生新的贩毒意图，该犯意已与警方先前的诱惑侦查行为无关。因此，对于警方所查获的后一贩毒行为之相关证据毋庸再排除。
三、证据如何排除？
（一）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证明标准
从程序上排除违法证据，当以证明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违法为前提，这就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谁来承担证明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系违法的举证责任。鉴于被告提出证据之困难性，英美和大陆法系国家均规定，应当由检控方承担证明诱惑侦查行为合法的举证责任。在英美法系国家，虽然并未采用违法证据排除规则而是通过设立“警察圈套”这一“合法性辩护事由”的方式，来处理违法诱惑侦查的程序法后果问题，但是，当被告提出“警察圈套”的抗辩时，同样存在谁来承担证明是否成立“警察圈套”的举证责任的问题。在美国，一旦被告人在审判中提出警方的诱惑侦查系“警察圈套”的抗辩事由，即应当由检控方就诱惑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而且应当证明至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Jacobson v.United States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表示：“侦查机关不得引诱原来没有犯罪倾向意念之人从事犯罪行为，然后再进行诉追。检察官对于被告在与侦查机关接触前已有犯罪意念一事负举证责任，并应证明至无合理可疑之程度。”{6}在大陆法系国家，理论和实务上认为，有关直接影响被告罪责存在与否及范围的所有与实体法事实有关者，如“有关构成要件该当事实、阻却违法之事实、阻却罪责之事实、客观处罚条件事实、刑罚之加重减轻免除之事实以及关于量刑之事实等，检察官皆负举证责任”，{4}而被告受无罪推定原则保护，除非法定的例外情形（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妨害名誉罪等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并不承担举证责任[7]。例如，在德国，检察官除对构成要件该当性负举证责任外，对阻却违法、阻却有责的不存在也承担客观的举证责任，{7}一旦被告提出诸如正当防卫等阻却违法、阻却有责的抗辩时，检察官即应对阻却违法、阻却有责事由的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因诱惑侦查违法的抗辩一旦成功，实际上将导致全案证据被排除，而被告人将获无罪判决，因此，该抗辩与正当防卫等阻却犯罪成立之事由一样，事关被告人罪责，而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对于事关被告人罪责的实体事实，都应当由检察官承担举证责任；况且，诱惑侦查行动为侦查机关所一力主导，其对诱惑侦查行为的合法与否拥有特殊知识，比较了解自何处获取相关证据证明该事由，在取证和举证上都较为便利，由检控方承担举证责任显然更为公平合理。因此，如果被告在审判中提出其遭受侦查机关违法诱惑侦查的抗辩时，应当由检察官承担证明诱惑侦查合法的举证责任，且由于该事实为直接影响被告罪责之实体事实，因此，举证时应当适用严格证明法则，并应适用“高度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