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参见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54－55页。
参见王敏远：“刑事被告人权利研究”，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8页。
参见宁杰：“未决羁押状态下的讯问”，载陈瑞华主编：《未决羁押制度的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5页。
有学者曾对实际发生的300多个冤假错案作过一个统计分析，发现其中有95％，的冤假错案与刑讯逼供直接相关，而刑讯又多发生在基层公安和检察部门，尤以派出所干警为多。参见刘斌主编：《20世纪末平反冤假错案案例纪实》，珠海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
参见刘家琛：《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报告》，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2002年年会上的讲话。
伯恩特.舒勒曼：“刑事侦查中讯问嫌疑人时律师在场权及录音、录像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编：《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国际研讨会会议资料》，2006年，第4页。
Lawrence S.Wrightsman & Saul M.Kassin,Confession in Courtroom,Sage Publica tion, Inc., 1993, p 1,转引自牟军：《自白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Lawrence S.Wrightsman & Saul M.Kassin,Confession in Courtroom,Sage Publica tion, Inc., 1993, p 1,转引自牟军：《自白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Justice,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February, 1992.
参见丹尼尔?傅特：“美国如何处理刑事司法负荷问题”，蔡秋明译，载《法学丛刊》第178期。
参见崛内国宏：“日本刑事审判有罪率奇高的相关因素”，蔡秋明译，载《法学丛刊》第178期。当然，这部分证人的证据中包含了根据刑事豁免规则而作证的“污点证人”的证言，而刑事豁免制度其实也是诱惑被告人供述的机制之一。
参见麦高伟等主编：《英国刑事司法程序》，姚永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9页。
Michael McConville & John Balidwin, Courts, Prosecution,Convi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p.6.
参见米尔伊安.R.达马斯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伯恩特.舒勒曼：“刑事侦查中讯问嫌疑人时律师在场权及录音、录像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编：《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国际研讨会会议资料》，2006年，第4页。
参见汤玛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审前程序与证据调查：参与的主体与程序进行的原则”，载《法学丛刊》第177期，第16－17页。此处的汤玛斯?魏根特与下文的魏根德、托马斯.魏根特是同一位德国学者。
魏根德：“德国刑事案件快速处理程序”，载《法学丛刊》第178期。
参见崛内国宏：“日本刑事审判有罪率奇高的相关因素”，载《法学丛刊》第178期。
参见崛内国宏：“日本刑事审判有罪率奇高的相关因素”，载《法学丛刊》第178期。
参见田宫裕：“刑事程序的简易化”，载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东等译，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1997年版，第408页。
此处的取供既包括取得被告人的自白，也包括取得被告人的认罪答辩和对控方指控的同意。前者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不利于己的事实，因而具有证据属性；后者则是双方或者多方协商后的结果，其意义是程序上的，而非证据上的，它直接导致简易审判程序的适用。尽管如此，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被告人自愿认罪。参见牟军：《自白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80页。
参见米尔伊安.R.达马斯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参见崛内国宏：“日本刑事审判有罪率奇高的相关因素”，载《法学丛刊》第178期。
参见吴巡龙：《新刑事诉讼制度与证据法则》，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92页。
Michael McConville & John Balidwin,Courts, Prosecution,Convi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pp.158－161.
Michael McConville & John Balidwin, Plea Bargaining and Plea Negotiation in England, 13 Law & Review 287.陈光中、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主编：《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Thomas Swenson, The German“Plea Bargaining”Debate, 7 Pace Int''l L. Rev. 373, 381－382 1995 .
参见田宫裕：“刑事程序的简易化”，载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东等译，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1997年版，第418页。
英国学者芬纳指出：20世纪后期主要的政体形式就是论坛国家，论坛政体的主要原则是可解释性，即进行劝说，而不是强制实施它的主要措施。参见“世界是如何被统治的——评芬纳《政府发展通史》”，《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4期。
参见斯洛文尼亚.卜思天儒佩基奇：“从
刑事诉讼法治透视反对自证有罪原则”，载于《刑事诉讼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
Thomas Weigend, Continental Cures for American Ailments: European Criminal Procedure as a Model for Law Reform, 2 CRIME & JUST. 381, 386., 415(1980).
参见魏根德：“德国刑事案件快速处理程序”，载《法学丛刊》第17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