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禁止双重危险与一事不再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不利的审判监督程序经常启动，既违背人权保障理念，又有损法的安定性和既判力，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在国外，再审程序的启动区分为对被追诉人有利与不利两种情况。对其有利的必须启动，不受时效的限制。除了严格限制的几种例外情况外，如被追诉人违背诚信原则而作伪证、故意销毁对己不利的证据等，对被追诉人不利的再审一般是禁止的。因为有这样一个理念：“公权力一次用尽”。比如说为什么非法证据一定要排除？理由之一就是非法取得证据的过程中，公权力已经使用了一次，公权力已经用尽了，因此就不能再取证了。如果没有“公权力一次用尽”理念，就等于是认可滥用公权力。为什么一定要限制公权力的使用次数呢？如果把公民犯罪认为是公民犯了一次错误，把错误行使公权力也认为是犯了一次错误的话，那么，为什么可以原谅公权力用错了，公权力可以从头再来，而公民犯罪的错误为什么就不能原谅，非要追究呢？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公民所犯错误的危害性要远远小于国家所犯错误的危害性，因此，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所防范的重点是公权力的滥用。“公权力一次用尽”理念，作为现代宪政和法治的一个重要理念，实质上体现了国家和公民在某种意义上的“不平等”。可见，在我国要确立禁止双重危险与一事不再理原则，首先要确立公权力一次用尽理念，然后还需要一系列建立在现代宪政基础上的配套制度相支持。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前景，我们要有一种理性的期待。回顾德国制定民法典的历史，萨维尼之所以反对制定民法典，就是因为他认为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目前是修改刑事诉讼法，他们是制定民法典，情况不完全一样，但很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我们都要考虑法律的本质及法律得以确立的基础。萨维尼说：“法律的本质乃为人类生活本身。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最后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个性的丧失而消亡。立法的任务不外乎于找出民族的‘共同信念’与‘共同意识’，经由立法形式善于保存与肯认。立法可以发现并记载这一切，但却决然不可能凭空制造出这一切。那种希望借由一个详尽无疑的立法制度，即刻创造出一个崭新秩序的企图，只会摧残现实，增加现实的不确定性，强化规则与事实之间的乖张，最终使得法律失却规范人事而服务人世的功用价值。”[12]这几句话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我们现在只是一味地为立法而立法，为修改法律而修改法律，不论如何强调与国际接轨或者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都不是理性的表现。因此，无论是法学家还是法律实务工作者，都应该多做一些田野调查，都要尊重和关爱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要直视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只有这样，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才可能真正具有生命力。
【作者简介】
郭云忠，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
【注释】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55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9页。
菲利：《实证派犯罪学》，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7页。
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191页。
陈兴良：《
刑法理念导读》，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郭云忠：《刑事诉讼谦抑论》，载《当代法学》2007年第1期。
洛克：《政府论》，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6页。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惩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页。
何海宁：《难倒法官的骗保案》，载《南方周末》2005年9月25日第A6版。
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9、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