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标志着国会对关税制定权垄断地位的结束。美国国会把具体的关税事务决定权授予总统，并主要由国务院直接负责，其目的是“让国际谈判过程最大限度地隔离于选民的压力，”[20]让总统从整个国际体系环境和国家利益角度全面考虑贸易政策，从而方便自由贸易政策的推行。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处于主导地位，正是“1934年体制”的基本内涵与实质。该体制的核心在于国会放弃了直接制定关税的责任，将这种权力转交给总统，直接代表总统行使权力的是国务院，如此以来，“国会在制定政策上选定了新角色，自己则更像一个‘平衡者’和经纪人那样行事，扮演着美国国内利益和国外利益的‘看门狗’角色。”[21]
《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的指向绝非只是实现短期的经济利益扩展，由于是在“新政”背景下的历史产物，它还背负着以赫尔为代表的贸易多边主义者重整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工具性表征。《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立法之一，它使美国真正迈向了国际经济”，“是战后政治与贸易秩序的第一步。”它标志着美国与长期以来的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决裂，由国家主义走向世界主义。它融眼前与长远两种利益于一身，既包含以国会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要求增加美国出口的成份，又使经济国际主义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基石，为其后来争夺世界市场上的霸权地位奠定了基础。由于在赫尔大力推行自由贸易理念的影响下，美国国内贸易政策也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贸易自由化运动，从而带动和开启了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个自由经济秩序时代的到来，并在15年后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和推动合全球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新机制的产物。由此，以贸易为突破口，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踏上了一条拓展美国经济和和重塑世界贸易格局的发展之路。
【作者简介】
徐泉，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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